抄录账册的沙沙声响了一整天。
苏小荷手腕都酸了，搁下笔揉了揉，又拿起另一本。赵账房戴着老花镜，鼻尖都快贴到纸上了，嘴里念念有词地核对数字。王大锤在一旁帮着磨墨，墨锭磨下去半截，砚台里的墨汁浓得发亮。
沈青眉坐在窗边，手里捏着那封只剩半个“李”字的密信，看了又看。晨光从窗棂照进来，落在信纸焦黑的边缘上，把那半个字照得清清楚楚——左边一个“木”，右边本该是“子”的地方，被火烧得只剩一点残痕。
老马头肩上的伤换了药，靠在椅子里打盹，但睡得不安稳，时不时惊醒过来，看看周围才又闭上眼。
陆文远从早上起就一直站在那面贴满线索的墙前。
墙上钉着这些年收集的所有东西：从最初那封“提灯”密函，到商队的口供笔录，从黑水湾冲出的空箱草图，到昨夜取回的账册摘要。还有一张安平县的地图，上面标记着码头、城隍庙、西郊砖窑，以及李家庄的位置。
现在，又多了一张纸，上面写着三十七个名字。
最上面是李茂。
下面三十六个名字，像三十六根刺，密密麻麻。
陆文远的目光却一直落在那半个“李”字上。
李。
这个字太常见，又太不常见。
李大成、李老四、李秀才……安平县姓李的没有一百也有八十。可在这桩案子里，这个“李”字，只会指向两个人。
李茂。或者……李侍郎。
他的恩师，那位曾经在刑部提携过他、教他断案、最后却在他被贬时一言不发的李侍郎。
也是当年曾任漕运督办的李侍郎。
“大人，”王大锤端着碗热茶过来，“歇会儿吧，您站了大半天了。”
陆文远接过茶碗，没喝，只是捧在手里暖手：“赵账房，李侍郎当年督办漕运，是哪些年份？”
赵账房抬起头，推了推老花镜，想了想：“我记得……应该是永宁初年到永宁五年？前后四五年吧。后来就调回刑部了。”
永宁三年，漕银案发。
时间对得上。
陆文远垂下眼，茶水的热气扑在脸上，湿漉漉的。
沈青眉走到他身边，也看向墙上那个“李”字：“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陆文远缓缓说，“如果这个‘李’字不是李茂，而是李侍郎……那这案子，就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
“大在哪里？”
“大在……”陆文远转身看她，“如果连李侍郎那样以清流自居、门生故旧遍布朝野的人都牵扯其中，那朝堂上，还有谁是干净的？”
屋里一时寂静。
赵账房放下笔，叹了口气：“陆大人，老朽说句不该说的。官场这地方，水至清则无鱼。有时候……不是自己想蹚浑水，是浑水自己淹过来了。”
“赵先生的意思是，李侍郎也可能身不由己？”苏小荷轻声问。
“不好说。”赵账房摇头，“但李侍郎那人，老朽当年在州府当书吏时，听说过一些。风评不错，为人也正派。要说他主谋贪墨三十万两银子……总觉得不像。”
沈青眉冷笑：“不像？我爹当年在军中也以刚直著称，最后不还是‘认罪’了？人这东西，隔着肚皮，谁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她说得刻薄，但话里的悲凉谁都听得出来。
陆文远没接话，只是盯着那个“李”字。
恩师的影子在脑子里晃——那个总是一身青布袍子、说话慢条斯理的老者。教他读律法时，会指着《洗冤集录》说：“文远啊，断案如诊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在他第一次独立审案时，又叮嘱：“莫畏权贵，莫轻小民。法理人情，要兼顾。”
那样一个人，会为三十万两银子，逼死一个将军，害死几十个官兵？
他不愿信。
“也可能是栽赃。”赵账房忽然说。
众人看向他。
“你们想啊，”赵账房比划着，“如果这信真是沈将军写给幕后黑手的，那信末署名，烧毁的应该是收信人的名字，不是写信人的名字，对吧？沈将军总不会在自己写的信上签自己的名，然后特意烧掉一半——这不合理。”
陆文远眼睛一亮：“有道理。”
“所以，”赵账房继续说，“这信很可能是沈将军写给某个姓李的人的，但这人不一定是主谋。或者……信根本就是伪造的，故意留下半个‘李’字，就是为了误导。”
沈青眉皱眉：“误导？误导谁？”
“误导查案的人。”陆文远接过话，“如果查案的人看到这半个‘李’字，第一反应会想到谁？李茂？还是李侍郎？无论想到谁，都会往错误的方向追查，真正的主谋就能金蝉脱壳。”
“好一招移花接木。”老马头不知什么时候醒了，哑着嗓子说。
王大锤听得脑袋发胀：“那……那咱们现在该信哪个？”
“哪个都不全信。”陆文远放下茶碗，“账册的记载很详细，银子流向也清楚，这部分应该是真的。但密信……尤其是这封只剩半个字的密信，得打个问号。”
他走到桌前，拿起那封信，对着光仔细看。
纸张是普通的宣纸，墨迹浓淡均匀，字迹和沈峰手记上的字很像，但细看之下，有些笔画的转折处略显生硬。
“小荷，”他唤道，“你来看看，这字迹和沈将军手记上的，有没有细微差别？”
苏小荷接过信，又拿起沈峰的手记，并排放在一起。她看得很仔细，手指轻轻描摹着笔画。
“这里，”她指着“青眉”二字的“眉”，“沈将军手记上的‘眉’，最后一笔收得很轻，像羽毛扫过。但密信里的‘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