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说到这里停了一下。
然后站起来走向墙角那个巨大的铁皮文件柜。
从柜子最底层抽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
封口绳已经有些发脆了。
他解开绳子的时候动作很慢。
“这是当年我留存的手稿。”
他把档案袋打开，里面是一叠用日文手写的技术检查报告。
纸张边缘已经泛黄。
他把其中一页抽出来摆在桌上。
指着中间那一行用红笔标注的数字。
“这里，等效设计压力与实际承压能力之间的差值……17%。”
“按照日本高压气体取缔法的安全标准。”
“差值超过5%就属于不合格，10%属于重大隐患。”
“17%……那就是随时可能发生事故的状态。”
“如果这批设备被安装在化工厂。”
“运行温度升到额定值、压力升到设计值。”
“筒体在焊缝位置发生应力集中的概率是百分之百。”
“换句话说……它一定会出事，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周卿云坐在矮桌对面。
听着田中一郎用平缓的日语讲述二十多年前的检测数据。
那些数字和数据在他心里被翻译成一个画面……
一个化工厂的车间里，设备在高温高压下运转。
焊缝处的裂纹在肉眼看不到的地方慢慢扩展。
直到某个深夜或者白班，一切在几秒钟之内结束。
“田中先生，我需要一份正式的书面证词。”
“把您刚才说的这些全部写下来。”
“包括设备的技术缺陷、不符合日本工业标准的具体条款。”
“以及当年通产省下达封存令的过程。”
“这份证词可以在中国或者日本的官方调查中使用。”
田中一郎把老花镜摘下来，用一块绒布慢慢擦拭镜片。
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先把眼镜重新架回鼻梁上。
然后把那叠泛黄的检查报告放回档案袋里。
袋口的绳子重新系紧，搁在矮桌的一角。
他拿起桌上那支用了很多年的黑色钢笔，拧开笔帽。
在一张空白的信纸上开始写。
周卿云安静地坐在对面。
看着这位七十三岁的老工程师用钢笔在纸上一笔一划地还原二十多年前。
那个被他亲手判了“死刑”的案子。
客厅里只剩下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和偶尔翻页的轻响。
田中写完最后一页。
在签名处端正地签上自己的全名。
又拿起那枚小小的私章在嘴边哈了一口气。
端端正正地盖在名字旁边。
他把信纸翻过来看了看背面有没有漏字。
确认无误后推到了周卿云面前。
“周先生，这是我的证词。”
“后面附了一页技术说明。”
“写的是当年超声波探伤的具体数据和缺陷分布位置。”
“如果你需要更详细的资料……”
他拍了拍那个牛皮纸档案袋。
“我这里有当年的全部原始记录。你可以拿去复印。”
周卿云把证词小心地收进公文包的夹层里。
然后站起来向田中鞠了一躬。
田中把他送到门口，临别时忽然又说了一句：
“周先生，您在信上说您是一位作家，是吗？”
“是的。”
“那您比那些做生意的人让我放心。”
“做生意的人只在意东西能不能卖出去。”
“写的人知道一个故事如果开头错了。”
“后面无论怎么圆都会出问题。”
“而那批设备就是一个开头错得离谱的故事。”
当天晚上，陈平安的办公室里灯火通明。
他办公桌上那盏绿色灯罩的老式台灯亮了一整夜。
他已经通过自己在通产省的关系。
联系到了一位产业安全课的现任官员。
姓山崎，是陈平安在早稻田大学同窗会上结识的老相识。
山崎在电话里听完设备编号后沉默了好一阵……
然后他压低了声音说：
“陈桑，这个编号我见过。是千叶县的那批封存设备。”
“一九六八年出厂验收不合格，通产省发过行政命令。”
“你怎么会知道这个编号？”
陈平安说，说来话长，明天上午我去找你。
山崎在电话那头又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说，带材料来，封存令原件你们有吗。
陈平安说，有复印件，田中先生的那份。
山崎说，那就带过来，我要核验真实性。
与此同时，佐藤也没有闲着。
他通过横滨商会的熟人向东京海关的查验部门递交了一份“贸易预警”。
这份预警的措辞极其克制。
没有指控任何人，没有点名任何公司。
只是用商会常用的公函格式写了一段话：
“近期有会员反映，千叶县某仓库内存放的一批旧化工设备。”
“可能被包装为废金属申报出口。”
“该批设备的原厂档案编号疑似与多年前通产省下发的某项行政禁令重合。”
“商会基于行业自律原则。”
“提请贵部门在查验相关货柜时予以关注。”
横滨商会的公函用纸是浅蓝色的，抬头印着商会的徽章。
落款盖着会长的私印。
这种公函在海关的归类里属于“行业参考信息”，不是正式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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