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卿云的一句话让宿舍又安静了。
三千元留下来，三千七百五十元寄回家。
这意味着周卿云要把超过一半的稿费寄给远在陕北的家人。
周卿云没有解释，拎着袋子出了门。
冬日的下午，阳光很好，但风很冷。
他走在复旦校园里，帆布袋沉甸甸地坠在手上，心里却异常平静。
小王的话还在耳边回响：“周同学，赵总编让我问问，您下一部作品有什么思路？我们《萌芽》希望能和您长期合作，条件您尽管提……”
他婉拒了。
不是摆架子，不是待价而沽，是真的还没想好。
优秀的作品不是大白菜，不是随时都能从脑子里掏出来的。
《星光下的赶路人》和《山楂树之恋》能成功，有时代的因素，有他两世为人的积累，也有一定的运气。
如果现在急着开新书，写出来的东西质量可能就无法保证了。
更重要的是，他心里有更高的目标。
《萌芽》很好，是他起步的平台，是发现他的伯乐。
但一个青年文学刊物，承载不了他全部的文学抱负。
他想写更深刻的东西，想触及这个时代更本质的问题，想在中国文学的殿堂里留下真正的印记。
这需要沉淀，需要积累，需要等待合适的时机。
而这些，是急不来的。
走到五角场邮局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
邮局里人不多，几个老太太在寄包裹，一个中年男人在发电报。
周卿云走到汇款柜台前，把帆布袋放在台面上。
“同志，汇款。”他说。
柜台后的女工作人员抬起头，看见他，愣了一下：“你……你是昨天电视上那个？”
周卿云点点头，没多说话。
女工作人员有些激动，但很快恢复了专业态度：“汇多少？汇到哪里？”
“三千七百五十元。汇到陕西榆林。”周卿云报出地址，然后补充，“另外，我要开个存折，存三千。”
女工作人员的眼睛瞪大了。
但她没多问，只是点点头，开始办理业务。
汇款单要一张一张填。
周卿云填得很仔细，收款人写母亲的名字，附言栏里，他写了很多话：
“妈：这是《山楂树之恋》的稿费，六千七百五十元。我留了三千在学校用，剩下的三千七百五十元您收好。钱分三份用：第一份，把咱家的窑洞彻底修一修，该换瓦换瓦，该刷墙刷墙；第二份，您和小妹买新衣服，买好吃的，别省着；第三份，也是最重要的，拿出一部分钱，把村小学教室的玻璃都补齐。我高考后回去看过，好多窗户没玻璃，用塑料布糊着，风一吹哗哗响。再买几吨煤，教室里生上炉子。陕北冬天太冷了，孩子们坐在冰冷的教室里，手都冻僵了，怎么写字？怎么听课？”
写到这里，他的笔停顿了一下。
眼前浮现出村小学的样子：破旧的土坯房，窗户上七零八落的玻璃，冬天教室里哈出的白气，孩子们冻得通红的小手。
他吃过这种苦。
在煤油灯下写作业，手冻得握不住笔；坐在漏风的教室里听课，脚冻得没了知觉。
那种苦，他不想让下一代继续吃。
“妈，这钱一定要用在小学上。您去找村长，找校长，就说是我捐的。玻璃要装，煤要买，炉子要生起来。如果钱不够，您写信告诉我，我再寄。”
他继续写：“还有，给学校的孩子们每人买一套新文具……铅笔、橡皮、本子。告诉他们，好好读书，读书能改变命运。我就是例子。”
写完这些，他又另起一行：“妈，我一切都好。学校很重视我，同学很照顾我。您放心。快过年了，等放了寒假我就回家。”
落款：“儿卿云”。
写完，他把汇款单递进去。
女工作人员接过，看了看金额，又看了看附言，抬起头，眼圈有点红。
“同志，”她轻声说，“您是个好人。”
周卿云摇摇头：“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汇款办完，又开了存折。
三千元存进去，存折是崭新的，红色的封面，印着国徽。
周卿云把它小心地收好。
从邮局出来，天已经有些暗了。
冬日的黄昏来得早，四点多钟，天色就开始发灰。
周卿云拎着空了的帆布袋，走在回学校的路上。
路过一家新华书店时，他看见门口排着长队。
队伍一直排到人行道上，人们搓着手，呵着白气，但脸上都带着期待的表情。
书店门口的告示牌上写着：“《萌芽》1988年1月刊，今日到货，限量供应”。
周卿云站在街对面，看了很久。
那些排队的人里，有和他年纪相仿的年轻人，有中年知识分子，甚至还有几个头发花白的老人。
他们在寒风中等待，只为买一本杂志，读一个故事。
这就是文字的力量。
这就是创作的意义。
他的心里涌起一股暖流，比收到六千七百五十元时更温暖，更充实。
回到宿舍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宿舍楼里灯火通明，307的窗口也亮着灯。
周卿云上楼，推开门，几个室友都在。
“办完了？”王建国问。
“办完了。”周卿云把空帆布袋挂起来，“钱寄回家了。”
“寄了多少？”
“三千七百五。”
陆子铭忽然说：“卿云，你今天拒绝《萌芽》的长期合作，是因为有别的打算吧？”
周卿云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