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脸色一变：“什么？曹于汴从扬州来信，要求都察院自查？
还附了...七名御史受贿的证据？”
黄道周霍然站起：“曹于汴他...他果然投靠阉党了。”
“未必，”侯方域却冷静分析。
“曹公此举，看似帮魏忠贤清理对手，实则是断臂求生。
都察院出了这么多败类，若不自清，等魏忠贤查上门，整个都察院都难保。
曹公这是在...弃车保帅。”
他看向钱谦益：“牧斋公，这是好事。那七人既然不干净，弃了也罢。
正好腾出位置，安插咱们的人。”
钱谦益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心中既惊且佩。
如此年纪，就有这般权谋眼光...
“朝宗，”他郑重道，“你留在京城吧。
老夫在翰林院还有些关系，可以为你谋个编修之职。”
侯方域起身长揖：“谢牧斋公提携，晚辈定当竭尽全力，匡扶正道。”
三月二十一，国子监。
徐光启的讲学，出乎意料地成功。
这位老臣没有空谈义理，而是直接搬来了新式漕船模型，用木棍指点着讲解：
“...此处加装可调节帆，可适应不同风向；船底设计成尖底，减少阻力；
载货舱分三层，充分利用空间...”
监生们开始时还带着抵触情绪，但渐渐被这精巧的设计吸引。
有精于算学的监生当场计算载货量，发现比旧船提高了足足三成。
“徐大人，”一个监生提问，“新船虽好，但造价昂贵吧？朝廷如今财政困窘，哪来这么多银子造船？”
问得好。这正是许多人想知道的。
徐光启坦然道：“首批二十艘，需银五万两，由陛下内帑拨付。”
监生们哗然。皇帝动用自己的私库？
“陛下说，漕运乃国脉，再穷不能穷漕运，”徐光启继续道。
“况且新船运力提高，损耗降低，三年便可回本。
此后每年能为朝廷节省运费三十万两，增加运粮五十万石。
这些粮食，可救多少陕西灾民？可养多少辽东边军？”
他环视众人：“诸君，老臣今年六十有八了，半截入土的人，图什么？
图的是有生之年，能看到大明强盛。
陛下锐意革新，我辈读书人，是该袖手旁观、空谈误国，还是该挺身而出、为国效力？”
这番话朴实无华，却掷地有声。
许多监生陷入沉思。
与此同时，翰林院印发的《漕粮黑洞》小报开始流传。
上面没有煽情的文字，只有冷冰冰的数据和账目对比。
但正是这种“实据”，反而更有说服力。
“天启六年，漕粮应运四百万石，实收三百五十万石，‘损耗’五十万石。
按市价，值银四十万两...”
“临清钞关，过往漕船每船抽‘常例’二十两，年过船八千艘，计十六万两，入账仅三万两...”
“漕兵员额二万，实有一万三千，空饷七千，年吞银八万四千两...”
账目清晰，触目惊心。
舆论开始转向。
原来吴阿衡并不“清廉”，他经手的漕粮，每年“损耗”惊人。
原来漕运衙门，从上到下都在贪墨。
原来朝廷每年损失这么多银子...
“这么说，魏公公查漕运，是对的？”
“可是手段太酷烈了...”
“酷烈？对这些蛀虫，就该狠。”
街谈巷议，悄然变化。
三月二十二，诏狱。
李标已经被关押五天。
这五天里，他经历了三次审讯，但锦衣卫问得很“客气”，只是让他交代与吴阿衡的往来，没有用刑。
越是如此，李标越是恐惧。
他知道，这是猫捉老鼠的游戏。
对方在等，等他自己崩溃，或者...等外面的人有所动作。
今天，审讯他的换成了魏忠贤本人。
“李御史，”魏忠贤坐在桌后，慢条斯理地喝着茶，“这几天，想清楚了吗？”
李标跪在地上，脸色憔悴：“魏公公，下官...下官确实收了吴阿衡一万两，但那是他说是盐商孝敬，下官不知是漕粮款啊！”
“是吗？”魏忠贤放下茶盏，“那这一万两，你花在哪儿了？”
“...买了处宅子，在西城。”
“宅子多大？多少钱？”
“三进，八千两。”
“剩下的两千两呢？”
“...日常开销。”
魏忠贤笑了：“李御史，你是正三品左副都御史，年俸四百两。就算你不吃不喝，要攒够八千两，需要二十年。
可你嘉靖四十五年进士及第，至今不过十四年。这钱，真是‘孝敬’？”
李标冷汗涔涔。
“咱家替你算算，”魏忠贤翻开一本账册。
“万历四十八年，你任浙江道监察御史，收杭州盐商‘炭敬’三千两。
天启二年，升任太仆寺少卿，收马商‘节敬’五千两。
天启五年，转都察院，收各地官员‘冰敬’‘炭敬’累计一万二千两...李御史，你这官，当得可真值钱啊。”
每一笔，都清清楚楚。
李标瘫软在地。
“不过，”魏忠贤话锋一转，“咱家可以给你一条生路。”
李标猛地抬头。
“把这些年，给你送过礼的官员、商人，全部写出来。
特别是...与东林党有关的。”魏忠贤盯着他。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