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董仲舒案头，随即毫光散尽，一室复归平静。
董仲舒惊魂未定，三跪九叩，起身一看，案上多了一卷彩光闪烁的帛书。捧起细读，竟是**《春秋》全篇精义详解**，一字一句，阐发微言大义，更有一段密授天机，言明天下大势将变，汉室将兴儒学，令他潜心修炼，静待明主，以天人三策安定天下。
董仲舒越读越是心惊，继而狂喜，浑身颤抖。
一卷读罢，帛书瞬间羽化，化为飞絮、光尘、清气，缓缓散逸，不留一丝痕迹，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
董仲舒知道，这是圣人授记，天机降临。
第二日，董仲舒大开师门，广收弟子，登坛讲学，大讲《春秋》公羊之学，天下学子闻风而来，从学者数百人，英才辈出：
- 褚大，官至梁相
- 嬴公，拜为谏大夫
- 吕步舒，任丞相长史
- 吾丘寿王，后官至光禄大夫侍中
皆为一时名臣。
与此同时，身在东宫、尚为太子的刘彘——也就是后来的汉武帝，也收到一卷来自燃灯古佛暗中传来的天谕密旨。刘彘聪慧过人，览毕默然，若有所思，将天机深藏心中，静待亲政之日。
文景两代，以黄老清静无法治天下，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数十年间，国库充实，仓廪丰实，百姓富足，史称“文景之治”，西汉社会达到农业文明极盛之景。
然而，升平之下，暗流汹涌，危机四伏：
- 诸侯王国骄恣不法，尾大不掉，割据之势已成
- 地方豪强坐大，鱼肉乡里，侵渔小民
- 商业地主兼并土地，贫富悬殊
- 外有匈奴频频寇边，杀掠人民，掳掠城池
正如史书所言：
“汉兴六十余载，海内乂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
表面天下太平，实则内忧外患，制度残缺，亟需一位大有为之君，挺身而出，大刀阔斧，改弦更张，结束无为放任，开创一代新风。
而景帝，只是一位守文之主，善守成而不善开创，能安民而不足定乱。文景之治，胜在“不折腾”，却无法在物质富足之上，重建礼乐、制度、纲常、思想。
景帝在位十六年驾崩，一代雄主汉武帝即位，次年改元建元。
这位少年天子，雄心勃勃，气吞山河，一上台便一改文景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的旧格局，雷厉风行，推行新政。
建元元年，新年伊始，武帝便下诏：
令丞相、御史、列侯、二千石以上官员，大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入京对策，问以天下治乱。
这次应举者百余人：
- 庄助为举首
- 公孙弘以明《春秋》中选，拜为博士
- 老儒辕固生亦以贤良应征
凡学申不害、商鞅、韩非法家，苏秦、张仪纵横家者，一概罢黜，不予录用。
武帝之意，已明：弃黄老，黜百家，欲用儒。
然而，此时窦太皇太后尚在，她是文帝皇后、景帝之母、武帝祖母，黄老学说最后的、最顽固的堡垒，权倾朝野，憎恨儒学，菲薄五经。武帝即位，需事事奏请太后，一切大政，皆由太后裁决。
儒学刚一抬头，便遭雷霆打压。
同年，武帝任倾向儒学的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二人引荐儒生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赵、王二人是经学大师申公弟子，力主修建明堂，以礼朝诸侯，恢复儒家礼制。武帝以“束帛加璧，安车蒲轮”的极高礼遇，将申公从山东迎入京师，商议礼乐制度。
一时间，儒风大盛，仿佛儒运当兴。
赵绾一时意气，竟奏请武帝：
“今后朝中大事，不必再奏请太皇太后。”
欲一举夺过政权，全面推行儒术。
消息传到窦太后耳中，太后雷霆大怒，暗中派人调查赵绾、王臧，罗织贪赃罪名，当面责问武帝。武帝迫于压力，只得将二人下狱，迫令自杀谢罪。窦婴、田蚡亦被免职，闭门反省。申公以老病为由，仓皇归乡。明堂之事，不了了之。
整个建元年间，儒学都在压抑、艰难、危险中挣扎。
直到建元六年五月，转机终于到来。
窦太后驾崩。
黄老之学最后的、最坚固的堡垒，轰然倒塌。
同月，武安侯田蚡再度出任丞相，一朝天子一朝臣，风向彻底逆转。史书记载：
“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
黄老、刑名、百家之言，一概罢斥，朝廷重用儒生数百人。
公孙弘以平民身份，专攻《春秋》，一跃成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
天下学士，见封侯之赏在前，纷纷靡然向风，弃道从儒，弃法归儒，举国文风，一夜大变。
儒学复兴的春天，真正到来。
元光元年，汉武帝再下明诏，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广求天下奇才，以定国安邦。
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入京对策。
武帝连问三策，核心只有一个：
天人关系，治乱兴衰，天命所在，长治久安。
董仲舒连答三章，引经据典，滔滔不绝，逻辑严密，气势磅礴，史称——《天人三策》。
在对策中，董仲舒以《春秋公羊传》为根基，援道入儒，融合阴阳五行之说，构建了一套全新、庞大、严密、完全符合汉武帝政治需要的儒学体系：
- 既有儒家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安顿人心、稳定伦理
- 又有道家天地、阴阳、四时，解释宇宙，顺应天道
- 既有儒家改正朔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