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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时代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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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章 论迹也论心(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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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迹不论心。
    这十年中日友好确实是给那个年代的中国带来不少的发展契机。
    大平亲自出面接待。
    他态度谦和,与巴琻团长握手时,表达了对代表团的热烈欢迎,并回顾了两国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
    这是一场高规格的礼节性的额会晤。
    双方交谈的内容主要围绕着两国友好、文化交流与世界和平等宏观主题。
    巴琻团长代表中方表达了增进理解、促进文学交流的愿望,言辞恳切,不卑不亢。
    许成军作为代表团中最年轻的成员,安静地坐在后排,认真观察着这一切。
    他能感受到这种正式wj场合特有的、一丝不苟的氛围。
    也能体会到巴琻等老一代作家在代表国家形象时所肩负的那份沉甸甸的责任感。
    闪光灯再次闪烁,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但与机场那次不同,这次的光芒显得更为庄重和克制。
    许成军作为一个作家、作为这个信号的见证者之一。
    远比从历史书上看到更有感悟。
    心中对“文学”与“时代”、“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似乎更多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坐而论道~
    下午的行程,安排的是与东瀛文化厅的官方交流,并走访其下属的国立剧场。
    这座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隼町的剧场,建于1966年,建筑风格庄重而现代,融合了部分东瀛传统元素,是东瀛为保存和振兴歌舞伎、文乐等传统艺能而设立的最高级别艺术殿堂。
    其地位,相当于东大的国家大剧院,代表着东瀛官方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推崇。
    一行人走在剧场光洁如镜的大理石地面上,听着文化厅官员的介绍,观看了一场简短而精致的歌舞伎片段表演。那华美的服饰、夸张的妆容、独特的发声和程式化的动作,对于东大作家们来说,既新奇又充满异域情调。
    许成军一路都缀在队伍最后,偶尔和身边的宋梁溪、吴垒低声交流几句。
    宋梁溪看着舞台上缓慢而充满仪式感的表演,小声说:“动作好慢,故事好像也不太容易懂……”
    吴垒扶了扶眼镜:“这是他们的国粹,讲究的是‘型’和‘意’,跟我们的京剧有点像,但又很不同。”
    许成军只是淡淡接了一句:“形式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宣言。”
    这种官方的文化交流,更多是走马观花,浅尝辄止。
    大家保持着礼貌的微笑,点头,鼓掌,交换着格式化的赞美。某种意义上,这与作秀无异,却是必要的外交礼仪,旨在向对方展示尊重与友好的姿态。
    傍晚,代表团乘车前往东京会馆参加由日方举办的正式欢迎晚宴。
    这是一家位于日比谷公园附近的历史悠久的高级酒店,常用于接待国宾和举行重要宴会。
    华灯初上,东京的夜景在车窗外流淌,一片繁华祥和。
    就在车队缓缓驶近日比谷公园一带时,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前方路口突然传来一阵喧嚣!
    只见约莫数十人组成的队伍,穿着旧式制服、黑色衣裤,头缠白布条的人,举着一些醒目的标语牌和日之丸旗、旭旗,情绪激动地呼喊着口号。
    队伍人数不多。
    但是。
    是啊,论迹不论心。
    车内轻松的气氛瞬间凝固。
    代表团成员们,尤其是经历过那一时期的老作家,脸色瞬间变得极为难看,杜鹏成更是紧紧攥住了拳头。
    这突如其来的场面,给代表团带来了一丝不小的震动。
    好在,这个年代的东瀛政府机构维持秩序的态度坚决,行动迅速。几乎是在游行队伍出现的同时,刺耳的警笛声便呼啸而来。数辆警车迅速抵达,大批警察利落地组成人墙,隔开游行队伍与代表团车队,并进行严厉的驱散。
    过程紧张却有序,骚动很快被压制下去,但那短暂一刻所散发出的偏执与戾气,已然像一小片阴云,笼罩在交流团一行人的心头。
    车队最终安全抵达东京会馆。
    在灯火辉煌的宴会厅门口,一位身着深色西装、神色凝重中带着歉意的东瀛文化厅长官早已等候在此。
    他快步上前,首先向巴金团长深深鞠躬,语气诚恳地说道:
    “巴琻先生,各位中国的朋友们,刚才路上发生了极其令人遗憾和愤慨的事件!那是一小撮完全不能,我们对此表示最强烈的谴责和最诚挚的歉意!这绝非我国ZF与人民的本意…”
    巴琻团长面色沉静,只是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
    冰欣女士的眉头也微微蹙着。
    站在人群稍后位置的许成军,看着眼前这一幕心中并无太多意外,只是轻轻地、几乎不可闻地长叹了一口气。
    “强者为尊啊……”
    “看到了吗?”
    他几乎微不可闻地对自己说,也像是对身旁的宋梁溪和吴垒低语,“这就是现实。所谓的尊重与友好,背后离不开强大国力的支撑。尊严,不是靠道歉得来的,是靠自己挣来的。强者为尊,自古皆然。”
    任重道远啊~
    这声叹息,混杂在晚宴悠扬的乐曲与杯觥交错的寒暄中,轻飘飘地落下。
    ——
    代表团在日本的一举一动,都被随行的新华社、《人民日报》和《文艺报》记者们,通过电传和越洋电话,第一时间发回了国内。
    在文化生活尚且略显单调、信息传递远不如今日发达的1980年初,这场跨越东海的文化交流,以其鲜活的异国风情和里程碑式的成果,迅速成为了街头巷尾、工厂车间、机关单位里人们茶余饭后最热门的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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