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矛盾序言的创刊号，排了俩小时的队，说‘回去跟学生讲，这才是新时期的好东西’！
还有咱安徽作协的同志，刚才送来了锦旗，说咱《清明》‘为安徽文坛长脸了’！”
编辑部的人都看向陈邓科。
陈邓科尴尬的咳嗽一声，挥了挥手。
作协和文联啥关系，他们不知道？
老小子玩这一手是吧！
说话间，编辑部的小年轻们抬着个铝制饭盒进来，里面装着刚从食堂打回来的红烧肉，油星子还在盒盖内侧凝着。
“陈主编！严老师！咱庆祝庆祝！这肉是食堂师傅特意多给的，说‘沾沾《清明》的光’！”
陈登科抓起块肉塞进嘴里，油汁顺着嘴角往下淌，他也不擦，指着报表上的数字跟大伙说：“你们等着！《红绸》单行本咱马上启动，就凭现在这热度，印20万册都不愁卖！到时候咱再请许成军来合肥，开个读者见面会，让那些说咱‘小刊物办不出大动静’的人好好看看！”
严阵喝了口酒，突然想起什么，从抽屉里摸出张皱巴巴的纸条：“对了，刚才一个叫藤井省三的日本人从上海打电话来，
说东京大学想订500册创刊号，还说什么想要翻译《红绸》日文版——咱这刊物，这就卖到国外去了？”
办公室瞬间安静。
大家大眼瞪小眼。
啥玩意？
要干啥！
1979年，内地还处于一个相对闭塞的地位。
80年代谁的作品能漂洋过海出国，那就真好比国足进了世界杯！
这话一出，办公室里瞬间炸了锅。
大家不断讨论着出海的可能，严震也是一脸感怀，一个还不到21岁的年轻竟然实现了他们这代人努力半辈子的成果。
后生可畏！
后生可怖！
王英琦忙着给各地书店回电话，小年轻们围着报表数数字，煤炉上的水壶“噗噗”喷着热气，把每个人的脸都烘得通红。
陈登科靠在椅背上，看着眼前的热闹，手里攥着那杯酒，突然觉得眼眶有点发潮。
从筹备创刊号时的忐忑，到现在销量爆火的欢腾，这一切，都比他预想的还要滚烫。
“叮铃铃——”
桌上的电话又响了，王英琦接起一听，立刻笑着喊：“陈主编！首都《人民文学》的同志打来的，说要跟咱约《红绸》的创作谈，还要转载茅盾的序言呢！”
陈登科猛地站起来，酒都忘了喝：“接！赶紧接！跟他们说，创作谈咱让许成军好好写，保证让他们满意！”
说完觉得不对，“慢慢说！咱现在属于优势地位！”
这么下来。
未来《红绸》的单行本也让陈邓科有了更多信心。
他提笔给许成军写信，关于销量、单行本以及译著的事。
10月7日，许成军收到了一封特别的读者信。
来自NJ军区。
NJ军区作为华东军事文化建设的前沿。
正亟需符合“二为”方向的优秀作品充实部队精神生活。
《红绸》的出现恰好补足了这一环。
要知道，NJ军区覆盖安徽、魔都、江苏等《红绸》与《谷仓》传播的核心区域，报刊发行网络与地方文化系统联动紧密，能第一时间捕捉到“工农双璧”“改革文学开拓者”等舆论热点。
最重要的是，老山战役NJ军区也有不少战士参加。
许成军一大早拆开邮递员老王带来的信封。
说实话，他还是不习惯这样的沟通方式，实在低效。
但是，电话在中国逐渐开始普及是在20世纪90年代。
在此之前，中国的电话普及率极低，1978年，电话普及率仅为0.38部/百人。
1982年11月，中国第一套万门程控电话交换系统在福州开通，1984年上海贝尔电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推动了电话事业的发展。
进入90年代，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家庭用固定电话开始真正进入百姓家并慢慢普及。
拆开信封，熟悉的红星映入眼帘。
“（79）政文函字第18号
许成军同志：
您好！近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对您的作品《谷仓》《红绸》的评论与报道，已在我军区广大指战员中引发热烈反响。作为扎根安徽农村、兼具知青与创作者双重经历的新锐作家，您以敏锐的时代洞察与鲜活的文学笔触，既在《谷仓》中捕捉到农村改革的萌芽脉动，更在《红绸》里刻画出战争年代军民相依的人性光辉——这种“扎根大地、观照人心”的创作追求，与我军“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高度契合，也为新时期部队文艺建设提供了宝贵范本。”
扫到这，许成军大概知道对方想要做什么了。
但是无疑他得同意的。
别说给钱，不要钱也得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