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伯。阿米尔想起那个在迪拜码头含泪送行的老人。
“告诉他，我在滩头等他。”他说，“派辆车去接。”
上午九点，一辆吉普车颠簸着驶出丛林，停在滩头指挥部门口。
王伯从车上下来。他今天特意换上了一身深灰色的传统长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胸前那枚“归乡”徽章擦得锃亮。但长途航海的疲惫还是写在脸上：眼袋很深，皮肤苍白，下车时腿有些软。
阿米尔迎上去，扶住他：“王伯，您慢点。”
“没事，没事。”老人摆摆手，眼睛却急切地四处张望，“这里……这里就是坤甸？”
“准确说，是坤甸郊外的红滩。”阿米尔说，“市区在那边，大约五公里。荷兰守军还在抵抗，但不成建制。第一师的先头部队已经推进到市区边缘了。”
王伯没有听这些军事汇报。他的目光越过沙滩，看向远处那片模糊的城市轮廓。嘴唇微微颤抖。
“四十四年……”他喃喃道，“四十四年啊……”
“王伯，您要现在进城吗？”阿米尔问，“但市区还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