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从1686年开始建立行商制度，此时中国并没有海关。
伴随着欧洲商人走向世界的还有天主教势力。
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占据澳门后，传教士就不断地进入澳门，向中国人传教。
传教士一方面结合中国儒家经典介绍基督教教义，另一方面在中国传播西方的科技知识。
比如利玛窦入华之初即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万国舆图》，使中国人第一次认识了五大洲。他有意地把中国放在地图的中央，迎合中国人对中华的认识。
一些耶稣会士还和中国学者一起绘制了中国地图，还有些传教士奉朝廷之命，协助制造西洋火炮。
在北京圆明园内曾有一片欧式园林建筑，俗称”西洋楼”，由十余个建筑和庭园组成，是欧洲传教士郎世宁、蒋友仁等设计指导，中国匠师建造的。
传教士在文化交流方面所做的工作的确丰富多彩，然而，随着教会在中国影响的扩大，罗马教廷开始直接干涉中国的内政。
规定不允许中国的天主教徒参加祭孔子祭祖宗的活动，甚至多次上书，要求康熙皇帝禁止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祀孔。
康熙皇帝坚决回拒了这种无理要求。
从此，清政府开始实行禁教政策。
由于传教士在各省传教，导致人心渐渐被煽惑；
还有部分外国人无视中国法律，为非作歹，骚扰百姓。
雍正帝担心如果大批中国人加入教会，听从教会的指挥，一旦外国侵略者大兵压境，中国就极为危险了。
1724年，雍正帝传谕禁止天主教在华活动，并下令没收教会在各地的财产。
由于清朝是满族人入主中原，所以每逢有人民反抗君主专制统治，便总认为是汉人不服管束。
它担心中外交往的增多会导致反抗力量同西洋人一起构成对其统治的威胁，再加上传教士同外国商人关系密切，因此在禁教的同时也逐步限制贸易范围。
1717年，清政府干脆下令不许中国商船到欧洲人控制下的南洋吕宋（今菲律宾）、噶喇叭（今爪哇）等地进行贸易。
这是闭关政策的开端。
1757年，清政府正式实行闭关政策。
乾隆皇帝宣布，西洋商船只准在广东的虎门一处停泊贸易。
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准皇帝颁布了《防范外夷规条》，确定”公行”为管理对外通商的机构。
公行是由官方特许的商人组成的垄断性外贸组织。
外国人到广州做买卖必须经由公行，其行动也由公行的行商负责约束。
具体内容有：
(1）外国商人只准在规定的时间，即每年的五月至九、十月间来广州进行贸易，期满必须离去。
(2）在广州期间他们只能住在由公行所设的”夷馆”内，由行商负责管束稽查。
(3）外商在华只能雇用翻译和买办，中国人不准向外商借贷资本。
(4）外商不能雇人向内地传递信件。
(5）要加强河防，监视外国船舶的活动。
这些规定在以后的嘉庆和道光年间屡被重申。
（作者注：1835年，经清廷批准，广东当局再颁章程规定：
(1）外国战舰不得入虎门之内，商馆内不得储藏枪炮武器；
(2）外国妇女不可偕来商馆；
(3）外船雇用领水和买办人员，须在澳门同知衙门注册，由该衙门发给执照，随身携带备查；
(4）外商雇用中国仆役人员的人数要有限制；
(5）外人居住商馆期间不得任意乘船出外游览，仅于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日得往各花园及河南寺庙散步游玩，但须带翻译随行，如有不当行为，翻译须负责任；
(6）外人不得自由向官厅递禀，如有陈诉，须由公行代陈；
(7）公行有指导及保护外人之责，不得负外人债务；
(8）外人每岁在广东商馆居住经营商务，须有一定期限（大约四十日，有时得延长），事毕即须离去。）
清朝在对外关系上遇到的第一个麻烦来自它的邻居——俄国。
1651年，俄国商人哈巴罗甫率远征队深入到黑龙江流域一带，并在雅克萨和尼布楚（今称涅尔琴斯克）等地设立据点。
在当地居民的请求之下，清政府派驻宁古塔的军队前往救援，迫使哈巴罗甫向后撤退。
1667年，在俄国入侵者的煽动下，索伦部头目根忒木尔叛国投靠沙俄。
随后，引渡根忒木尔问题成为两国间长期得不到解决的一个争端。
在这个时期，沙俄还多次向中国派出使团，目的是搜集各种情报和开辟通商渠道。
1683年，清廷授命理藩院正告沙俄殖民者赶紧从雅克萨和尼布楚撤走，交还根忒木尔，这样双方才能友好相处，否则”必致天讨，难免诛伐”。
清政府一再发出的和平呼吁却未能得到对方的响应，终于不得不接受沙俄的狂妄挑战，行使自卫权利。
1685-1686年，清政府两次出兵雅克萨，打得俄军死伤累累，无力再战，被迫同意和谈。
尽管清军在反侵略的战争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清政府一如既往地争取通过谈判解决中俄争端。
沙皇政府虽然接受了谈判的主张，却没有放弃侵占黑龙江流域的野心，甚至想得到更多的贸易利益。
而清政府对谈判所持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及其支流全属中国的土地，不能让给俄国；应该向俄国索回逃犯根忒木尔等；在此基础上，”准其通使贸易”，否则立即回来不必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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