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查理曼帝国时代起，欧洲的外交展现出了二元性质，即教廷外交和王权外交并存。
教皇的权势日益扩大，无尽的欲望催生出教廷的腐败和横征暴敛，教徒对教皇产生信仰危机。
市民阶级同国王结成同盟，共同反对来自教皇的压迫。
公元14-17世纪，一场称作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思想解放文化运动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
这次运动不仅重塑了欧洲的政治格局，也为现如今欧洲公认外交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三十年战争正式结束，标志着如今（指1792年时）欧洲实行的威斯特伐利亚外交体系正式形成。
欧洲近代国际关系格局确立，而常驻外交代表制度，成为了一项在欧洲普遍实行的国际惯例。
在15和16世纪，文艺复兴的发展也推动了西欧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产生了早期的资本主义经济。
1785年，詹姆士·瓦特（James Watt）改良蒸汽机，使得工厂制得以普及。
依附于落后生产方式的自耕农阶级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工人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形成并逐渐壮大。
商品经济的发展意味着需要丰富的原料、廉价的劳动力，还有广阔的市场。
为了满足新生产方式的需要，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起，西欧新兴的资产阶级就开始了对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扩张和掠夺。
而这种常设外交使节制度，也随着欧洲殖民大国的对外扩张，逐渐推广到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包括中华大地。
在这一时期，有关外交的看法和观念，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正如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在《双城记》中所说: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这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封建专制国家并存的时代。
这是新思想与旧秩序碰撞的时代。
作为历史的潮流，资产阶级革命不仅冲击着封建专制时代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也冲击着封建专制时代的君主秘密外交。
在封建专制时代，封建统治阶级将‘君权神授’理论奉为圭臬。
国王在对外关系中拥有最高的权力，外交官也只不过是国王的仆人。
为了争夺权力和利益，国王将国家拖入无穷无尽的战争中，给广大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害。
而资产阶级，也深受其害。
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家开始鞭笞‘君权神授’的观念。
认为国家不是君主的私有财产，国家本身享有主权，不受国家以外的权力的抑制，否则即是侵犯国家的主权。
1577年《论共和国》一书中，让·不丹（Jean Bodin）为了对抗教皇的神权，首先提出了国家主权观念。
其后，诸如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孟德斯鸠（Montesquieu）等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将国家主权观念做了进一步丰富。
格劳秀斯是以一个全新的角度——从国际法的角度，从国家与国家关系的角度，来论述国家主权的。
他认为，主权，即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具体体现在君主或少数人。
国际关系，即国家之间的交往，不应以强力为基础，而应以各国都接受的国际法为基础，即‘正义’和‘公理’。
他出版的《战争与和平法》成为当时国际关系中的法律依据，为各国统治者所接受。
而孟德斯鸠，由于所处的时代是王朝战争不断的年代，因此主张各民族之间建立和平关系。
他反对为争夺王位、扩大王朝领土进行无休止的王朝战争。
这些对外交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
在英国，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提出的国家主权学说就挣脱了‘君权神授’的束缚。
他从理性和经验中，用人的眼光来观察世界，而不是从神学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
认为国家是联合在一个人格里的人群，国家的主权和权力包括为国家的和平和安全而制定法律，征收赋税等。
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国家的灵魂、普遍的意志、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人们必须服从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人们通过协议或契约来确定一切，契约一经订立，不经主权者同意就不能解除或转移。
人们如果不服从最高统治者，就是违反契约，是不正义的。
不过，这个时候的霍布斯只是把君权从神授中解脱出来，但又提倡君权的绝对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主义。
霍布斯的国家主权学说，是利用了人的抽象本性和建立在相互信任和共同遵守规则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规则的契约关系。
他说明了国家的起源与性质，但却歪曲了国家产生的真正原因与阶级实质。
这种将主权放在少数统治者的手中，号召用君主专制制度遏制人民的思想，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
相较于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更为彻底。
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家严厉批评了封建专制的秘密外交，提出了‘民族至上’，‘国家利益至上’，‘主权在民’的原则。
而卢梭（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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