拱北口岸的过关通道里，郑辉随着人流过了关，把回乡证塞进裤兜，拦了一辆的士。
“去中国银行。”
到了澳门分行，郑辉没有去普通柜台排队，直接走向了二楼的理财专区。
现在的他，账户里躺着六百多万现金，在这个年代的澳门，绝对算得上是优质客户。
接待他的是上次那个年轻的女柜员，看到郑辉，她立刻站了起来，脸上挂着热情的笑容。
“郑先生，有什么可以帮您？”
郑辉坐下来，从包里掏出身份证件和一本存折。
“开个新户头，在这个新户头里存一百二十万港币。”
女柜员接过证件，动作麻利地开始操作电脑。
“好的，请稍等。这笔钱是做定期还是活期？”
“活期，另外，开完户后，我要一份这个新户头的资金证明。”
女柜员抬头看了郑辉一眼:“资金证明？是用来…”
郑辉回道:“做生意，我要去内地做点生意。”
女柜员没有多问，打印机开始滋滋作响。
在这个年代，内地对外汇管制极严。
出版社和磁带厂那边，如果不看到资金证明，是不敢接他那个体量的单子的。
而且，只有拿着这份证明和后续签订的正式合同，他才能向外汇管理局申请，把这笔钱汇入内地，变成支付给厂家的货款。
不然，这一百多万港币，想要通过正规渠道进入内地账户，难如登天。
若是走地下钱庄或者自己人肉背过去，容易出事。
“郑先生，这是您的新存折，还有资金证明，请核对一下。”
女柜员双手递过几张盖着鲜红印章的纸张。
郑辉接过来，仔细检查了上面的名字、金额、日期，还有那个关键的银行公章。
确认无误后，他把文件装进档案袋，扣好绳扣。
“谢了。”
回到筷子基的经屋，郑辉坐在书桌前，开始构思后续计划。
现在歌录好了，版号在走流程，封面设计也定了。
接下来，就是生产和销售。
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两个词：载体、成本。
现在市面上的音像载体，无非就是三种：磁带、CD、VCD。
VCD现在确实火，满大街都是VCD影碟机的广告，爱多、步步高杀得难解难分。
但那是针对影视剧的，成龙的电影，周星驰的喜剧，大家愿意买VCD回家看。
音乐专辑？除非是那种通过画面卖肉或者卖脸的偶像歌手，否则纯听歌，VCD不是首选。
CD呢？音质好，显得高档。
但是，他的目标受众是谁？学生。
这个群体，手里有什么？随身听。
在这个年代，磁带随身听才是城市里学生们的标配。
至于CD机？一台索尼的CD随身听，动辄一两千块。有几个学生买得起？
就算家里有钱买得起，家长也不会让他们带到学校去，那是奢侈品，丢了或者坏了都要心疼半天。
而且CD碟片本身也贵，正版CD一张五六十，甚至上百。
学生一个月的生活费才多少？
大陆市场，磁带依然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只要搞定了磁带，就搞定了百分之九十的学生市场。
而且还有成本，生产一张CD或者VCD，光盘的压制成本、塑料盒的包装、歌词本的印刷，再怎么压缩，两三块钱的成本是跑不掉的。
因为这两个行业还没做到完全国产化，解码芯片专利技术机器维护等还需要国外购买，所以成本压不下来。
磁带呢？从设备到原材料到生产端，全国产化了。
大批量生产百万级别的订单，外壳用通用的透明塑料，磁条用国产优质带，加上封面折页。
如果量大，可以把成本压缩到八毛到一块二之间。这还是保证质量、不偷工减料的正版标准。
如果是那些盗版商，用劣质回收带，外壳用脆塑料，成本能压到五毛以下，当然这是也大批量生产情况下，小批量还是要一块钱左右。
但郑辉不打算做烂货，他要做的是正版，是能听几十遍不绞带、音质清晰的正版。
一块钱，这是他自己的预估成本。当然，这是刨除他自己创作成本，还有没有了唱片公司的分成。
考虑完成本，该考虑售价，现在市面上，正版磁带一般卖多少？
新专辑，大牌歌手，像张学友、王菲这种，一般在十来块左右。二线歌手，或者老专辑不畅销的，也要十块钱。（引进版卖八块但音质不好。）
盗版呢？三块，五块，或者十块钱三盒。这价格鸿沟，把绝大多数学生推向了盗版市场。
不是他们不想支持正版，是真买不起。
如果把正版的价格，打到和盗版一样呢？郑辉手头资金六百多万港币，生产一百万盒磁带，按一块钱人民币的成本算，大概就是一百万港币左右。
这个年代，厂家接单都要预付款，一般是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
也就是说，他只需要先拿出五十万港币，就能让生产线转动起来，生产出一百万盒磁带。
这点钱，对他现在的身家来说不算多，哪怕这一百万盒全部烂在仓库里，卖不出去，他也赔得起。
有了这个底气，他就可以玩一种别人玩不起的游戏——价格战。
成本一块，卖给批发商三块，一盒赚两块。一百万盒，就是两百万的毛利。
这听起来似乎不多，相比于那些暴利的行业，这点利润简直微薄。
但郑辉看中的不是单盒的利润，是市场占有率，是铺货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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