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海弄潮

    1992年5月28日，星期四。上海入夏前的最后一场梅雨，在清晨六点准时落下。
    陈默坐在亭子间的床沿上，听着雨点敲打瓦片的声音。密集，连贯，像无数细小的鼓点。雨水顺着屋檐流下来，在窗外织成一道透明的水帘。弄堂里早起的人们在雨中小跑，塑料雨披窸窣作响，自行车铃铛声在雨声中变得沉闷。
    他面前摊开着三样东西。
    左边是那个军绿色帆布包，拉链敞开，露出里面一沓沓用白色纸条捆好的钞票。二十五沓，每沓一万，外加散着的五千。老宁波的帆布包质量很好，厚实耐磨，但装了这么多钱，底部还是被压出了深深的褶皱。
    中间是几张股票交割单。飞乐音响10股，买入价29.8元，现在市价31.5元。还有前些天用零散资金买的延中实业15股，真空电子8股，都小有盈利。总市值大约八万元——这是老陆昨晚帮他估算的。
    右边是一本红色塑料封皮的存折，农业银行的，封面上印着金色的麦穗图案。存折是前天刚开的，里面存着他原本的积蓄：四千七百元。那是卖掉认购证前，他所有的钱。
    现在，他要把这三样东西，变成一个数字。
    陈默深吸一口气，开始计算。手有点抖，他握了握拳，再松开。
    认购证现金：25.5万元。
    股票市值：8万元（按现价估算）。
    原有本金：0.47万元（存折里）。
    25.5 + 8 + 0.47 = 33.97万元。
    他写下这个数字：339700。
    写完后，他盯着看了很久。个、十、百、千、万、十万……六位数。他反复数了三遍，确认没有数错。
    三十三万九千七百元。
    两个月前，他带着两百零三元七角来到上海。两个月后，这个数字放大了1647倍。
    窗外的雨下得更大了。陈默站起身，走到窗前。透过模糊的玻璃，他看见弄堂对面的墙壁上，那幅“开发浦东，振兴上海”的标语被雨水冲刷，红色的油漆在灰墙上晕开，像血溶于水。
    他想起第一次看见这幅标语的那天。火车站广场，清晨，他拎着破旧的挎包，肚子饿得发慌，手里攥着最后半块压缩饼干。三十万？那是他连做梦都不敢想的数字。那时他想的是：今天能不能找到活干？晚上有没有地方睡？下一顿饭在哪里？
    现在，这些问题都有了答案。他有三十三万九千七百元，存银行，一年的利息就有四千多——比他过去在包子铺一年的工资还多。他可以租更好的房子，可以天天吃肉，可以买新衣服，可以做很多以前不敢想的事。
    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感到兴奋。
    没有心跳加速，没有热血上涌，没有想要大喊大叫的冲动。只有一种沉重的、近乎麻木的平静，像这场梅雨，闷闷地压在胸口。
    七点半，雨势稍小。陈默把钞票重新装回帆布包，拉好拉链，又用那两根麻绳在包外横竖各捆了两道。然后他套上王建国给的旧雨衣——黄色胶布的那种，肩膀处已经开裂，用透明胶贴着——背上帆布包，推门出去。
    雨中的弄堂很安静。积水在青石板路的凹陷处汇聚成一个个小水洼，踩上去溅起细小的水花。张阿姨正在门口收晾了一半的衣服，看见陈默，招呼道：“小陈，这么大雨还出去啊？”
    “去趟银行。”陈默说。
    “哦，存钱啊？是该存起来，放家里不安全。”张阿姨抱着湿衣服往屋里走，又回头补了句，“对了，你听说了吗？老宁波住院了！”
    陈默脚步一顿：“住院？怎么了？”
    “说是心脏病！前天晚上送去的。”张阿姨压低声音，“听说是炒股票亏惨了，急出来的毛病。哎，我就说嘛，那东西不能碰……”
    后面的话陈默没听清。他点点头，继续往外走。雨点打在雨衣帽子上，发出啪啪的声响。
    老宁波住院了。那个曾经嘲笑他“30块买张纸头疯特了”，后来又在高位追进去的老宁波。陈默不知道他具体亏了多少，但能急出心脏病，一定不是小数目。
    走出弄堂，街上行人稀少。公交车缓慢驶过，车轮轧过积水，掀起一片水幕。陈默没有坐车，他背着帆布包，一步步朝农业银行走去。包很沉，二十五斤半——他称过，一万块钱大概一斤，二十五万就是二十五斤，加上半斤散钱和包的重量。
    这重量压在他十八岁的肩膀上，压出一道看不见的凹痕。
    农业银行南京东路支行九点开门。陈默八点四十就到了，站在屋檐下等。雨还在下，街道被洗刷得干干净净，连空气中都带着泥土的清新气息。几个同样来办业务的人陆续聚过来，互相抱怨着天气。
    九点整，卷帘门升起。陈默第一个走进去。
    营业大厅很宽敞，大理石地面光可鉴人。七八个窗口前已经排起了队，大多是存钱取钱的普通市民。陈默走到最靠里的一个窗口，里面坐着个年轻的女柜员，正在整理单据。
    “同志，存钱。”他把帆布包放在柜台的大理石台面上。
    女柜员抬起头：“填单子。”递过来一张存款凭条。
    陈默填好，连同一沓钞票从小窗口递进去。女柜员接过，手指飞快地清点，验钞机嗡嗡作响。点完一沓，她抬头看了陈默一眼，眼神里有一丝惊讶——这个穿着破旧雨衣的年轻人，存的钱不少。
    “还有吗？”她问。
    “有。”陈默从帆布包里又拿出一沓。
    女柜员又点了一沓，再抬头看他时，眼神里的惊讶变成了疑惑。她按了下柜台下的铃，很快，一个四十多岁、穿着西装的男人走了过来。
    “主任，这位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