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的同事告诉我她现在到了深圳，并且把她的工作单位告诉了我。
我马不停蹄赶到深圳，好不容易找到姐姐，她比以前胖了，而且还有了孩子！
原来姐姐到了该公司以后，一位香港同事对她展开爱情攻势，花言巧语地说要带她去香港。姐姐心软，也就答应了他。可当姐姐怀孕之后，他却一去无影踪！姐姐一直盼他回头，所以也没打掉孩子！她现在请了一位保姆带孩子，自己到厂里上班。一人挣钱三个人用，几乎没有剩余。有孩子没老公，她不敢回家。
我一听泪如雨下，劝她不要白日做梦，香港男子肯定不会来了！我告诉姐姐，这些年来妈妈一直很自责很伤心，希望姐姐能跟我回去。如今江苏经济发展很快，找个工作并不太难！姐姐沉默良久，最终决定跟我回家。
我和姐姐找到厂里，厂里说中途辞职必须提前申请，否则不结工资。我说几千块钱算了，拉上姐姐就跑。我又帮她结了保姆工资和房租。房间里的电视、冰箱、洗衣机全部送给保姆。我现在只要姐姐跟我回家！
父母见了女儿，外孙，高兴得合不拢嘴。小家伙象我小时候一样，错把舅舅当成爸爸了！我不想外甥受到伤害，也就将错就错冒充他的爸爸！
因为我与姐姐并无血缘关系，父母又一心撮合，外甥也一直以为我是爸爸。我后来与美红结婚，也没有再生孩子。外甥现在还以为我是爸爸，我也没有必要纠正了。
1996年6月,在我们医院的大厅内，一名中年妇女无助地哭泣着：“我娃娃的肾被人割了卖了！”
她名叫高爱芳，她口中念叨的娃娃是她的女儿高静。
医生割肾卖肾，这罪责可不轻，高爱芳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件事还得从一次体检说起。
1994年10月，高静和平常一样在单位上班，她是高速公路皋南收费站的员工，单位组织员工体检。
体检结果出来后，高静看着体检单上的结果（左肾缺失），一下子瘫倒在地，她想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缺少一个肾呢？是不是诊断错了。
高静和我们医院有个一次有关系，她17岁的时候出过一次车祸。
那年高静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被车给撞了，被送到我们医院救治。
诊断结果为脾脏破裂，需要马上手术，因为高静的情况比较严重，在手术当中，她的脾被切除了。
手术之后，之前活蹦乱跳的她，有时候会感觉到腰酸背痛，坐的时间长了会感觉到累，洗衣服的时候也会感觉体力不支。她的抵抗力明显的下降，别人感冒几天就好了，而她需要打一个多月的点滴才能痊愈。
开始的时候，她和父母都以为这是手术之后没有恢复元气导致的，可她的这一症状持续了七八年，直到这次单位体检她才知道这么多年的症状和左肾缺失有关。
缺肾这种事不是小事，高静又去了多家医院检查，检查结果都一样。
1996年11月，高静一家来到我们医院，点名要找当年给高静做手术的王主任。听说高静一家来找他，王主任直接躲了起来。
打电话不接，发信息不回，问医务人员，他们的回应是：“王大夫今天休息。”
医院的态度让他们难以接受，他们更觉得王大夫肯定有见不得人的事，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于是他们一家来到医院大厅，进门就嚷嚷着说：“我的肾让人卖了，你们还让我冷静？”看病的患者一听这话，瞬间围了过来，大家窃窃私语道：“卖肾？还真有这样的事？”
医院看到这样的情况，知道没办法逃避了，院长吴友仁出面说道：我们在手术中肯定没有切除高静的肾，会不会是先天性的肾缺失，或者发育不全呢？因为这样的说法，医院很快被打脸了。
因为在之前的那场手术存档中清晰地记录着：“双肾清晰可见，未见异常。”而那次手术只是切除了脾，没有对其他任何器官进行手术。
最后医院找到高静一家，叫他们走司法程序来裁定此事。鉴定机构由高家人去寻找，所有费用由医院承担。
高家觉得这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于是和医院委托南京某司法鉴定中心，对这一事件进行司法鉴定。
鉴定结果为：对于高静的这台手术，医院存在医疗过错，不排除她的左肾缺失与医院的治疗过程有因果关系。
当高静一家拿着鉴定结果找医院要说法时，医院却说他们出具的鉴定结果模棱两可。
司法鉴定没有起到更好的效果，反而让事情变得更加难办了，为了让此事尽快有个结果，院方提议让高静做一个泌尿系统三维重建，这个系统的好处是可以搞清楚高静左肾缺失的原因，如果在检查中发现有割肾留下的痕迹，那就由院方承担责任。
高静听说这个三维重建系统对人体伤害特别大，更何况自己现在缺少一个肾，如果再出现什么问题，那不是影响后半生吗？
看着商讨好的方案不能实行，高静一家每次来找医院，医院都拿“院长不在，得院长出主意”来推脱，事情就这样拖了两年。
1998年1月，高家将我们医院告上法庭，可是不管高静还是医院，都拿不出有利的证据来证明高静的肾去了哪儿。
没有等到判决结果出来，一直逃避的王主任却先发制人，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将高静一家告上了法庭，不仅让高静向他赔礼道歉，还让高静赔偿他的精神损失费100万元。
高静一家有点懵，自己本是原告，现在怎么成了被告呢？
事情变得更加复杂起来，最后卫生局参与进来进行调解，王主任随后撤诉。
在1998年5月，法院以医院存在过错为由，判决医院赔偿高静医疗费、伤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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