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的民事调解室不大，二十平米左右，一张长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国徽。日光灯发出冷白的光，照得每个人的脸都显得苍白而严肃。
林晚秋坐在长桌的一侧，身边是李律师。对面坐着陈建国和他的律师——一个四十多岁、梳着油头、戴着金边眼镜的男人，姓吴，看起来精明而傲慢。
桌子中间坐着调解员，一个五十岁上下的女法官，姓杨，表情严肃，眼神锐利。她翻看着面前的卷宗，时不时抬头扫视两边的人。
这是林晚秋申请保护令后的第一次正式调解。按照程序，法院会在保护令生效后组织双方进行一次调解，尝试和平解决争议。
但所有人都知道，和平已经不可能了。
“人都到齐了，那我们开始。”杨法官放下卷宗，声音平淡，“今天的调解主要围绕三个问题：第一，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第二，离婚诉讼的争议焦点；第三，孩子的临时抚养安排。”
她看向陈建国：“陈先生，对于林女士指控你实施家庭暴力，你有什么要说的？”
陈建国坐得笔直，西装革履，头发一丝不苟。他看了林晚秋一眼，眼神里没有任何情绪，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
“法官，我妻子最近精神状态不太好。”他开口，声音平稳，“她有些臆想，总觉得我要伤害她。那天晚上我们确实发生了争执，但我只是轻轻推了她一下，是她自己没站稳撞到墙上的。”
“轻轻推了一下？”李律师插话，“林女士的伤情鉴定报告显示，她有轻微脑震荡和肩胛骨骨裂。这是‘轻轻推一下’能造成的？”
陈建国的律师吴律师立刻接话：“伤情鉴定只能证明林女士受伤了，不能证明伤是怎么来的。我们也有证人可以证明，林女士最近情绪极不稳定，有自残倾向。”
“证人？”李律师挑眉，“谁？”
“林女士在超市的同事，周女士。”吴律师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证言，“周女士可以证明，林女士最近经常自言自语，情绪激动，还多次提到‘不想活了’之类的话。”
林晚秋的心沉了下去。周姐，那个一直帮她、关心她的周姐，真的被陈建国收买了？
“另外，”吴律师继续，“我们还有林女士两年前在市中心医院心理科的就诊记录。诊断结果是‘焦虑状态伴抑郁情绪’。这说明，林女士的情绪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了。”
杨法官接过证言和就诊记录，仔细看了一会儿，然后看向林晚秋：“林女士，对这些证据，你有什么要解释的？”
林晚秋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平稳：“周姐是我的同事，我们关系一直很好。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说那些话，但我想，可能是陈建国对她施加了压力，或者给了她什么好处。”
她顿了顿，继续说：“至于心理科的记录——法官，您知道为什么我会去看心理医生吗？是因为陈建国长期对我实施暴力，我长期处于恐惧中，才导致了焦虑和抑郁。这不是原因，这是结果。”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一点？”杨法官问。
“有。”林晚秋从包里拿出那本日记，还有手机，“日记里记录了八年来每一次暴力事件的时间、地点、经过和伤情。手机里有录音，录下了陈建国威胁我、辱骂我的内容。”
她把日记和手机推到桌子中间。杨法官拿起日记，翻了几页，眉头越皱越紧。那些密密麻麻的记录，那些暗褐色的血迹，那些触目惊心的描述——任谁看了都会动容。
“另外，”李律师补充，“我们还有新的证据。”
他拿出一个U盘：“这里面是十一月七号晚上的完整录音，以及十一月八号林女士和陈建国在咖啡馆见面的录音。在咖啡馆的录音中，陈建国明确威胁林女士，要求她撤诉，否则就要夺走孩子，还要追究她转移财产的责任。”
杨法官把U盘插进电脑，戴上耳机听了一会儿。她的表情越来越凝重。
陈建国的脸色变了。他显然没想到林晚秋会在咖啡馆录音。他看向吴律师，吴律师也皱起了眉头。
“陈先生，”杨法官摘下耳机，看着陈建国，“在咖啡馆的对话中，你确实说了‘我会让你一无所有，包括小雨’这样的话。对此你有什么解释？”
陈建国张了张嘴，一时间没说出话来。吴律师赶紧接话：“法官，那只是一时气话。陈先生是因为担心妻子的精神状态，担心孩子跟着母亲不安全，才说出那样的话。实际上，他非常爱孩子，也非常关心妻子。”
“关心？”林晚秋冷笑，“用拳头关心吗？”
“林女士！”吴律师提高声音，“请注意你的言辞。我们现在是在法庭调解，不是吵架。”
“我说的是事实。”林晚秋直视陈建国，“陈建国，你敢当着法官的面说，你没打过我吗？敢说那些伤是我自己摔出来的吗？”
陈建国避开她的目光，看向杨法官：“法官，我觉得我妻子现在的情绪很不稳定，不适合继续调解。我建议先休庭，等她情绪平复了再说。”
“我情绪很稳定。”林晚秋说，“不稳定的是你，是你不敢面对自己做过的事。”
“够了。”杨法官敲了敲桌子，“双方都冷静一下。”
她看向陈建国：“陈先生，根据现有证据，林女士指控你家暴的事实基本成立。人身安全保护令已经生效，你必须严格遵守：禁止对林女士实施暴力；禁止骚扰、跟踪林女士及其近亲属；责令你迁出你们共同的住所。你明白吗？”
陈建国的脸涨红了：“法官，那房子是我的婚前财产！”
“但现在是你们的婚姻住所。”杨法官语气不容置疑，“在离婚诉讼期间，为了保护林女士的人身安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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