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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的日本人，尤其是日本的贵族公卿，他们每天都醉心游山玩水，烧香拜佛，吟诵诗歌，钻研书法，陶冶情操，根本就没想过发展国防。
不仅如此，这个时代的日本，还极度“崇文抑武”。
自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起，新的日本王朝摆脱了奈良时代寺院干政与旧贵族割据的桎梏。
吸取了历史教训，新的日本王朝跟赵匡胤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即将“文治”奉为治国圭臬，视汉学为文明正统，武士阶层逐渐被边缘化，沦为权力结构的附庸。
于是，朝堂之上，文官集团完全掌控了核心权力。
以藤原氏为代表的贵族阶层，凭借对汉学经典的娴熟掌握，垄断了从太政大臣到参议的所有高阶官职。
他们以《论语》、《礼记》为行为准则，以汉诗唱和、诏敕起草、国史编撰为核心职能，甚至将“文笔优劣”作为官员升降的关键标准。
日本天皇本人亦以“文人君主”自居，沉迷于和歌创作、汉学研讨与庭院雅集，将军政事务托付给精通文墨的藤原氏外戚。
每逢节令，日本的朝堂之上盛行诗会与经义辩论，胜者可获日本天皇赏赐的御衣、纸笔，这份荣耀远非武士的战功所能比拟。
如此，武士阶层便被彻底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
这种重文抑武的导向，本质上是贵族集团维护特权的手段。通过将汉学作为入仕的唯一门槛，藤原氏等贵族垄断了知识与权力，形成了封闭的统治圈层。
而武士阶层因缺乏文化话语权与政治资源，只能像原来的大宋的武将一样，毫无地位可言。
另外，如此“崇文抑武”的风气还导致，日本的军事技术与战法陷入数百年停滞，与同期雄踞北方的金国相比，装备与战术的差距呈现出不可逾越的代差。
最关键的是，金人是真正经历过战场厮杀、战火淬炼的，而日本武士平时干的，也就是一些街头械斗，最多也就是彼此平平叛，打一打群架。
这让日本人怎么跟金人打？
几场战争下来，白河法皇和日本的公卿大臣已经看明白了这一切。
他们更明白，如果不向大宋求兵，日本很快就会被金人占领，他们作为日本目前的统治者，肯定不会有好下场。
如此一来，哪怕请大宋出兵救援是饮鸩止渴，他们也必须接受。
他们别无选择。
两天后，金人攻入了四国地区，日本朝野震惊。
白河法皇知道不能再拖下去了，所以下院宣说：
“商人逐利，不事生产，于国无功，限时三日，其家所有金银，尽数缴纳于院厅等处，过期不缴纳者，皆抄家，男子充军，女子贬为桂女。”
这个时代的日本社会以“士农工商”为雏形，实际更侧重“贵族-武士-平民”层级，商人被视为“逐利之徒”，不事生产、依赖流通谋生，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体系之外，其职业被贵族和武士阶层轻视，甚至被平民看不起。
这个时代日本的商业活动还受日本朝廷严格管控，商人需向贵族、寺院缴纳重税或贡品以获得经营许可，无独立的政治权利，甚至可能因“越权经营”被剥夺财产。
这么说吧，这个时代的日本商人的社会评价极低，贵日本族文人将商业活动视为“不洁之事”，商人子弟难以通过科举或联姻进入上层社会，阶层流动性几乎为零。
也正是因为如此，白河法皇需要金银，二话没说，就让商人阶层将他们所拥有的金银全都交出来。
当然，一些大商人的背后有公卿贵族、寺院或特权人士，一般情况下，也没有人敢打这些大商人的主意。
可现在，已经到了日本生死存亡的时候，别说这些大商人，就是他们背后的公卿贵族、寺院或特权人士都自身难免，又何况他们这些日本最底层人士？
果然！
紧接着，白河法皇就又下旨：
“大宋所需出兵金银其数浩瀚，朝廷竭力应付，已将府库所存金银尽数拿出，又如供祀宗庙器皿，亦不敢吝。至于亲王内外百官之家，已行告谕，尽数供助，尚恐未能敷数。忠义之民，理宜体国，将私家所有愿助国用者，限日下于院厅等处送纳。”
不久，他又下诏说：“亲王、内亲王、公卿大臣金银，尽数缴纳。若敢隐庇转藏，并行军法。诸宫观寺庙、奉先普安诸坟、朝廷诸司公用金银，皆拘收纳于院厅诸藏库。”
两天后，白河法皇召集公卿大臣来开会，汇报搜集金银的情况。
此时，日本已经凑出来了一半的金银，但这距离大宋要的金银，还有不少的差距。
白河法皇深知，拿不到想要的金银，大宋是绝对不会出兵救援日本的。
一咬牙，白河法皇让人去将清水寺、二尊院、仁和寺、东寺等寺庙的金银，以及去将宫中用于宗庙祭祀的那些金银器皿全都搜集拿来，总共折算了七百万量金、六千五百万两银。
可这离大宋想要的金银，还有一定的差距。
白河法皇又趁机撸掉几家有众多金银又不占他的公卿贵族，派人去查抄了他们的家和他们的私矿。
白河法皇对去查抄金银的人说：“彼辈若敢徇情隐庇，或转为藏隐，允许知情人告发，一旦查实，给举报人一半充赏。隐藏之人，并行军法。”
这又让白河法皇得了不少的金银。
白河法皇认为，金人的攻势太过凶猛，可能用不了多久就会打到京都，而且大宋出兵也需要时间，他得将这个时间留出来，如果不快点筹集金银，日本的社稷江山随时都有毁灭的威胁。
白河法皇还觉得，只要能让大宋出兵，打跑金人，就能保住祖宗的社稷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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