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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课的流言在监内四处传播，人心惶惶，压抑的气氛一触即发。
孙伯安等助教在课堂上，也忍不住流露出对未来的绝望和对新学的痛恨，进一步感染了寒门学子。
地方官学，山长、教谕们收到来自各方的信件和檄文，忧心忡忡。
课堂上，无心授课的学子们交头接耳，议论着长安传来的“噩耗”，担忧着自己的前程。
一些激进的书院学子甚至开始串联，准备赴京请愿。
市井之间，檄文被传抄、张贴，流言在茶馆酒肆飞速传播，并被不断加工、夸大。
“听说了吗？以后科举不考四书五经了，改考怎么造火枪、打算盘！”
“太孙要把孔庙改成格物院了！”
“博陵崔家为了巴结，开始建新学堂！”
这些荒诞不经却极具煽动性的谣言，进一步加剧了普通民众对“新学”的误解和恐慌，也使得反对改革的舆论基础更加“雄厚”。
各地由守旧派组织的讲会、文会，主题几乎都变成了对“新学制”的声讨。
慷慨激昂的演说、声泪俱下的控诉，成为主旋律。
柳文崇站在国子监高高的阁楼上，望着监内学子们三五成群、神色激愤地议论着，听着从长安各处传来的喧嚣，嘴角勾起一丝冰冷的弧度。
风暴，已然降临。
若是改革那么容易，为何历代改革都无疾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