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地的税银进行收缴就行了。
等税收上来，地方上再按照分配的银子从税银里提走自己那部分，剩下的叫朝廷。
魏广德也不知道正在会不会这么做，本身这次之前就请旨，打算连同勋贵和宗室的田庄一起都丈量一下，统一额定赋税。
朝廷不能限制那些人兼并土地，那就把税银定死，管他谁做地主，税银交上来就行。
那现在，魏广德就得考虑盐税的事儿，想办法把盐税也收上来。
这样，朝廷短时间内就会有足够的白银丰盈国库。
朝廷的事儿，只要有银子，就没什么大不了的。
其实，治理一个国家就两点，做好了就可以实现长治久安。
一是治吏，二是经济。
治吏，不是说严惩贪官污吏，那是高拱的想法，发现一个惩治一个，让吏治清明。
可是惩治贪官污吏不是目的，根本目的还是杨让官员做事儿，把公务处理好。
抓一个贪官，在扶上来一个贪官，这有意思吗？
读书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不过是说说。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实际上读书还就是为了这两样东西来的。
大明朝的读书人，在科举的时候就已经变坏了，吃喝嫖赌样样精通，所以当了官还能管住自己手的人少之又少。
就算一开始可以，可是沉浸官场几年后，还能不忘初心的人，那就是凤毛麟角。
海瑞牛逼，能够一直不让自己拿不该拿的银子，但是也因此得罪整个官场中人。
当然，还是那话，海瑞治理地方的时候，应该不会为了丰满自己的口袋摊派杂税、中饱私囊，但是官员的“福利”应该不会少拿。
否则，单就朱元璋定下的那点俸禄，还要折色，他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怎么养活家人。
这几年，魏广德早就也注意到盐税收入减少的问题。
只不过因为是户部的差事儿，和他关系不大，所以魏广德之前从未考虑插手此事。
自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把盐业列为国家专营开始，中国历代政府都将其视为经济命脉严格把控，其专营收入在财政收入中占据很高的比例。
大明每年的赋税收入单论白银的话，盐税显然是排第一位的。
按照芦布翻找来户部的文书，魏广德只是简单计算就大略估算出岁入盐课银超过一百万两。
只不过这些盐税并不是全部支运太仓，出海盐外，井盐和池盐的税银大约三十万两是转运九边，包括宁夏、延绥和宣大等边镇。
毕竟他们都在河西，运输不便，自然不需要再运到京城。
至于盐引的发放数量，每年都在二百五十万引左右。
按照此时的盐引重量，大引四百斤盐，小引二百斤盐，大明现在官盐每年发放盐引就是十亿斤。
不要觉得这个数字很大，实际上人对食盐的需求非常巨大。
这年头，每人一年大约需要十二斤盐，五口之家就算再怎么省着吃，一年五十斤盐还是要吃的。
而且，明清时期一斤相当于后来的1.2市斤，再通俗点说就是600克一斤。
十亿斤这个数字，算起来不过就是三千万成年人的食用量，根本就不够明朝的需要。
但是，朝廷就算真要继续增加盐引投放却也是困难重重，根本原因还是在盐法上。
现在别看每年投入大约二百五十万引，但实际上大明盐场根本就供应不了这么多盐。
是的，大明现在的盐法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盐引积压，盐场拿不出盐交付。
这也导致现在南边扬州的几个“交易所”，盐引价格大跌。
明朝的盐场产量随着国家稳定，产量也是不断增加，但真实人口的增加数字更大，只不过没有体现在朝廷的“黄册”上。
明朝的盐，东部主要就是海盐，而在西部则是以池盐和井盐为主，海盐是最主要的获得盐的方式，临海地区有大量盐田晒盐。
只不过，因为和灶户之间利益分配的不均衡，所以实际上大明每年的盐产量并不能被盐场收足，而是被灶户偷偷卖给了私盐贩子。
这些私盐贩子，许多也是受雇于盐商。
毕竟，正规渠道要获得官盐太难，还不如弄点官盐再参杂私盐贩卖牟利。
在后世，有人怀疑明朝的私盐规模可能数倍于官盐，其中很大程度也是因为对明朝人口的猜测。
因为官盐每年的发引量就那么多，还不能足额供应，但是民间私盐横行。
若是供需充足，怎么可能还有盐商高价购买盐引。
盐商买盐引，根本目的其实还是掩护他们手里收购的私盐。
值得一提的是，自弘治年间开中法败坏以后，朝廷允许直接纳银而不需要向边镇输运粮草，虽然快速丰盈国库，但也导致边镇屯田荒废。
而到这个时候，盐引也就成为可以正大光明进行交易的凭证。
魏广德对盐引兴趣不大，他的视线更多还是瞄向了盐场。
是的，只要有足够的盐被生产出来，基本上就不愁卖。
而此时大明还是按照明初的制度，灶户负责盐的生产，由盐场统购统销。
当然，这只是名义上的。
灶户都有任务，只要每年把盐场任务完成，多出来的盐他们大多就私下里卖掉用来缴税。
魏广德自然还是用后世的思路，想着是不是搞个盐业商会，直接进行海盐的生产。
只不过，这就和现在大明的灶户制度有冲突。
沿海滩涂，大部分都分给了灶户。
这么多年下来，灶户也开始两极分化，一些灶户变得富裕，而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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