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那棵树，叶子响了一下，她就闭眼了。
她的眼睛，也是这么亮晶晶的。
银幕上，1945年。
日本投降了。
槟城街头，人们涌出来，欢呼，流着眼泪放鞭炮。
蓝屋的门开了，黄月萍跑出来。
她穿着那件月白旗袍，头发还是挽在脑后，但白了几缕。
她跑到后院墙角，蹲下来，用手挖土。
挖了很久。
挖到了。
她抱起那个铁盒，打开。
信纸还在，照片还在，纽扣还在。
但那张船票，1938年从厦门到槟城的船票，不见了。
黄月萍愣住。
她把铁盒翻过来，倒过去，里里外外找了一遍。
没有。
她站起来，看着那个空了的铁盒。
然后她笑了。
笑得很轻，比那声“啪”还轻。
“他回去了。”她说。
第九排，那个攥着老照片的中年人，低下头。
照片上是他父亲，1942年死在橡胶园。
他从来没回去过。
但那张船票不见了。
银幕上，1965年。
新加坡，市政府大厦。
黑白影像，颗粒很粗，是档案胶片的质感。
镜头推进一扇门。
门开了。
一个中年人走进来，穿着白色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他走到麦克风前，抬起头。
李光耀。
三十八岁，脸上还带着青年人的轮廓，但眼神已经沉下来。
他开口说话，英语带着浓重的福建口音。
“世界怎么对待一个小国，我们无法控制。但我们可以控制的是，怎么对待我们自己。”
镜头推近，推到他的脸。
他红着眼眶。
他停顿了一秒的瞬间。
就一秒。
然后他继续说下去，声音平稳，像什么都没发生。
但那一秒，一滴眼泪从他的左眼滑下来，顺着脸颊，流到嘴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