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不饿？”
谢晋看着那碗银耳羹。
他看着妻子的手。
那只手1968年冬天，把最后一个热红薯，塞进牛棚门缝。
那只手1976年守在手术室外，握着病危通知书，握了一夜。
那只手1980年，替他量中山装袖子。
说“长两寸没关系，放下手看不见”。
他接过保温桶。
“饿。”
“那回家吃。”
徐大雯转身走在前面，步子不快不慢。
谢晋跟在后面，拖着一只旧皮箱。
轮子轧过水泥地，声音像1968年冬天牛棚那扇门。
推开关上，推开关上。
走到停车场，他忽然停住。
“大雯。”
妻子没回头。
“我接回去了。”
徐大雯拉开车门。
“筷子？”
“筷子。”
她坐进驾驶座，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
六十三岁的男人，站在停车场中央。
左手拎着一只保温桶，右手拖着一只旧皮箱。
眼眶红着。
嘴角弯着。
像1957年那天，他拿着《女篮五号》的场记板。
说“大雯，我要拍电影了”时候的样子。
她发动引擎。
“上车上车。银耳羹凉了。”
1981年9月18日，清水湾片场收到一封，从上海航空挂号寄来的信。
赵鑫拆开。
里面没有信纸。
只有一张照片。
照片上，谢晋坐在上海家中那张旧藤椅上。
藤椅扶手缠着黑胶布。
他面前的小方桌上，并排放着三样东西。
一尊威尼斯金狮。
一双接回四截的乌木筷。
三份油印剧本。
《家庙》
《新世界》
《如归》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
不是“我拍完了”。
不是“谢谢”。
是，“小赵，锅热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