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拍过长片。
但我想拍一个故事：一九八一年，上海闸北，一个六十四岁的老人在拆迁废墟上，用青砖搭了座十厘米高的家庙。他摆了三副碗筷，忘了筷子，从地上捡三根细树枝折成筷子长短，架在碗沿。
他说：静仪，婉清，将就一下，明年买新的。
我想把这场戏拍出来。
不是为了获奖，不是为了给谁看。
是为了我爷爷。
他一九七五年走的时候，也是春天，也是下雨，也是没有筷子，用树枝折了三双。
我那时候六岁。
我当时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现在我知道了。
这个剧本，什么时候能拍，我不知道。
但我会等。
等得起。
赵鑫把这封信，收进抽屉。
和谢晋的信、陈启明的公函、吴念真的请柬，放在一起。
六年前的今夜，他在深圳湾边脱掉湿透的外套，朝对岸游去。
海水灌进嘴里，他以为自己会死。
脑子里只有一句话：我妈还没吃上我挣的饭。
六年后的今夜，他在凤凰木下站着。
树上的花比五月少了三成，被雨水打落的，被威叔扫进簸箕地，被谭咏麟夹进歌词本的。
但那棵树还在。
根扎在从槟城运来的土里，扎在威叔每天测三次的温湿度数据里，扎在周阿福一九八零年，亲手嫁接的那根枝条里。
扎在他自己，也不知道有多深的，这片异乡的土地里。
八月十七日，陈启明从新加坡，发来电报。
“李光耀先生会晤时间确认：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总统府。
议题：被踢出家门的孩子，如何自己建一个新家。
他问：香港来的那位赵先生，是那孩子本人，还是替孩子讲故事的人？”
赵鑫拿着电报，站了很久。
然后他拿起笔，在回执栏写了一行字：
“我是那孩子。”
“也是讲故事的人。”
写完，他放下笔。
窗外，凤凰木的枝叶，在晚风里轻轻摇。
威叔正在收拾浇水的工具，临走时回头看了一眼树冠，忽然愣住。
“赵总！”
他指着最高处那根枝条。
在六月落尽花苞的枝头，一粒新的骨朵，正从叶腋间探出来。
很小。
很硬。
像还没学会说话的孩子，第一次开口前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