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服，但撕完衣服不是卖肉，是更狠地跳舞。”
第二首歌，是《水中花》的日语改编版。
谭咏麟没有完全按日语歌词唱，而是在副歌部分，突然切回粤语原词。
当“这纷纷飞花已坠落”，用粤语唱出来时。
台下有香港留学生带头，用粤语跟着合唱。
渐渐地，日本歌迷，也开始用生硬的粤语跟唱。
两种语言，在同一段旋律里交汇。
第三首歌，是顾家辉的琵琶独奏。
那把一九三七年的老琵琶，被搬上舞台。
追光灯下，琴身上的划痕清晰可见。
谭咏麟盘腿坐下，不是演奏家的姿势，是街头艺人的随意。
他弹的不是传统曲目，是一段即兴。
把《红隧回声》的吉他旋律，用琵琶的音色重构。
金属弦在手指下震动，发出既古又今、既中又西的奇异声响。
弹到高潮，他突然开口。
用普通话，念了钱深老师写的一段话：
“一九三七年，南洋华侨捐了这把琵琶。它去过滇缅公路，去过野人山，最后流落到香港。今晚，它在东京。音乐没有国籍，但，有故乡的记忆。”
台下，有老华侨开始抹眼泪。
山田先生彻底坐直了身体。
他转头对助理说：“记下来。这不是演唱会，是文化输出。但输出的是‘真实’，不是‘包装’。”
晚上九点，演唱会进入尾声。
谭咏麟浑身湿透，站在舞台中央，喘着气对台下说：
“最后一首歌，是我自己写的。十八天前，我差点唱了别人给我写的日语歌。但最后，我决定唱这首，《我系谭咏麟》。”
音乐起，简单的吉他伴奏。
歌词直白得像日记：
“我系谭咏麟/唱歌中意跳舞中意
有时好蠢有时好型/有时通宵录歌也会生气
我唔系完美偶像/我会走音会跳错步履
但我每一次上台/都真系好欢喜
因为我知/台下有你”
他唱到一半，突然停下，对台下说：
“我知，今晚有很多从杰尼斯来的朋友。我想说：标准化很重要，但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我们有不标准的部分，那些会痛、会累、会犯错、但也会因为热爱而发光的部分。”
他看向第五排，山田先生的位置：
“香港很小，但我们想用小小的声音，告诉大大的世界：娱乐可以有很多种样子。其中一种，既是艺术，也叫作‘真’。”
然后，他鞠了一躬。
不是偶像式的九十度鞠躬，是带着疲惫但满足的、浅浅的躬身。
灯光暗下。
武道馆里，掌声持续了整整三分钟。
山田先生站起来，没有立刻离开。
他对助理说：“给总部写报告。标题是：《关于香港非标准化偶像的市场可能性分析，以谭咏麟武道馆演唱会为例》。”
“结论呢？”助理问。
“结论是，”
山田看着空荡荡的舞台，“我们可能错了。市场要的也许不是更完美的产品，是更真实的人。”
同一时间，晚上九点半。
台北，眷村文化协会，临时放映点。
《橄榄树》的第一场正式放映，刚结束。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的旋律还在飘着。
银幕上还在滚字幕，现场三百多个观众，没人起身。
周理事长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上台。
他对着麦克风，用湖南口音的普通话说：
“各位乡亲，电影看完了。我想问一句：陈望乡最后种活的橄榄树，结的是苦果，你们觉得，他后悔吗？”
台下沉默。
一个老兵站起来，大声说：“不后悔！苦也是自己的命！”
又一个站起来：“我阿爸就是一九四九年来的外省兵，他在台湾吃了一辈子苦，临死前说‘想回家’。但他也说‘不后悔当兵’！”
“我阿公是南洋机工！”
一个年轻人站起来，眼眶通红，“他死在滇缅公路，连坟都没有。但我阿嬷说，他写信回来讲过‘为国而死，光荣’！”
声音越来越多，交织成一片。
许鞍华在台下，紧紧握着钱深的手。
钱深泪流满面。
喃喃道：“他们懂了，他们真的懂了。”
林天明用闽南语大声说：“各位阿伯阿叔！我们南洋华侨，和你们外省老兵，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国家’两个字，离乡背井，吃苦受难！但我们的苦，应该被记住！我们的故事，应该被讲出来！”
放映点外，新闻局的车，停在那里。
但车里的人，没有下来。
他们听着里面的声音，对视一眼，默默发动了车子。
“回去报告吧。”
一个官员说，“这不是电影，是人的良心。”
深夜十一点。
香港广播道，鑫时代天台。
赵鑫接到两个电话。
第一个来自东京，郑东汉声音哽咽：“阿伦，成功了。武道馆加开两场安可，票半小时售罄。铃木健二说，宝丽金日本总部决定，不再要求艺人本地化改造，改为‘原产地特色强化’。”
第二个来自台北，许鞍华声音沙哑：“新闻局的人走了，周理事长说，眷村协会，要自己筹钱，在全台办一百场巡回放映。”
挂掉电话，赵鑫走到天台边缘。
维多利亚港的灯火，倒映在海面上，碎成一片晃动的金。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