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拜三下午，台北站那间小办公室。
刘耀祖一个人坐在椅子上，手指头在桌面上敲着，一下，两下，三下……敲得没个规律，心里头跟猫抓似的。
昨天晚上周福海来他家，两人谈了整整一晚上。自从礼拜一在全站干部大会上做了检讨，当众给余则成道歉后，现在整个台北站谁都想在他头上踩一脚。
张万义那个王八蛋，以前见他唯唯诺诺，现在狂得竟敢跟他对着干。上午他去档案室想查点旧资料，老王就挡在门口，硬是不让：“刘处长，您现在是留用察看，按规定不能随便查档案。”
他现在纯粹被边缘化了，整个一个局外人，一个闲人。这口恶气憋在心里，烧得五脏六腑都疼。
刘耀祖冷笑一声，把烟头狠狠地摁在烟灰缸里，火星子溅出来，烫到手背上，他眉头都没皱一下。
“我他妈在军统和保密局干了二十多年！在北平站时跟日本人拼过刺刀，跟共党打过巷战！现在居然让我给余则成那种坐办公室的小白脸道歉？丢人丢到家了。”
他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走。办公室小得可怜，走三步就得转身。地板是水泥地，皮鞋踩上去咚咚响，一声比一声重。
走到窗前，他“哗啦”一声推开窗户。外头是台北站的院子，下午三四点钟，太阳斜斜地照着，几个年轻人正在那棵老榕树下抽烟说笑。
他想起余则成那张永远平静的脸，想起余则成说话时那种不紧不慢的调子，想起余则成看人时那种好像什么都明白，又好像什么都不在意的眼神。
“余则成……”
刘耀祖咬着牙，他不能认这个栽。他要把掉在地上的脸重新捡起来。否则这辈子在保密局再也抬不起头了。
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刺耳的铃声在安静的屋里炸开。他吓了一跳，定了定神，走过去接起来。
“喂。”
“处长，是我。”是周福海的声音，声音压得很低，背景里还有汽车喇叭声，应该是用邮电局的公用电话打的。
“福海，”刘耀祖不等周福海开口，便恨恨地说，“你听着，我要做件大事。”
“处长，您说。”
“我要动余则成。”刘耀祖一字一顿，“就这个月，基隆港。”
电话那头传来倒吸冷气的声音。
“处……处长，”周福海声音发颤，“您是说……”
“绑架。”刘耀祖说得干脆，“把他弄到手，审他。审出东西来，咱们就能翻身。你现在被弄到总务处，永远没有出头之日。我也一样，再这么耗下去，迟早被踢出保密局。”
“可……可这是……”
“我知道这是什么。”刘耀祖打断他，“是玩命。所以问你，干不干？”
电话那头半天不说话。刘耀祖能听见周福海粗重的呼吸声，还有他咽口水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周福海才开口，声音还是抖的：“处长，怎么干？”
刘耀祖心里一松。周福海没直接拒绝，这事儿就成了一半。
“你找几个人。”他说，“要生面孔，从外面刚来台北，最好是从福建偷渡过来的，在台北没根基。余则成在台北待了这些年，站内站外认识不少人，不能让他认出来。”
“明白。”周福海声音稳了些，“我去找。”
“有四五个人就够了。”刘耀祖继续说，“要嘴严的，手硬的。基隆港西区三号仓库，余则成每个月十八号去港口视察，肯定要从那儿过。”
“在港口动手？”周福海犹豫了，“处长，港口人多眼杂……”
“所以要快。”刘耀祖说，“车一拦，直接把人弄下来塞进车里，前后不过三分钟。港口巡逻队每两小时转一圈，下午那班最松。”
电话那头传来纸张翻动的声音，周福海大概在找纸笔记录。
“车用套牌的。”刘耀祖继续说，“事成之后车开到山里烧了。人送到我指定的地方，剩下的我来办。”
“那……审问的地方……”
“这个你别管。”刘耀祖说，“我在郊外有个地方，没人知道。你只管把人弄到手，送过来。”
又是一阵沉默。刘耀祖点了根烟，慢慢抽着，等着周福海回话。
“处长，”周福海终于开口，声音更低了，“这事儿……多大把握？”
“没把握。”刘耀祖实话实说，“但非干不可。我要把丢了的脸面找回来。非要抓住余则成隐藏的尾巴。福海，不然往后咱们在保密局就再也抬不起头了。你想想，你现在在总务处，每天给人发个办公用品，算什么？我也一样，在这间破屋子里坐冷板凳，等着那天被人一脚踢出保密局？到那时候，哭都找不着坟头。”
电话那头传来周福海长长吐气的声音。
“我懂了，处长。”周福海声音坚定了些，“我干。”
“好。”刘耀祖把烟掐了，“你听着，具体计划是这样的……”
他压低声音，把每一步都说得很细：怎么找人，怎么踩点，几点埋伏，用什么车拦路，怎么动手，怎么撤离。说完了，又问：“都记住了？”
“记住了。”
“重复一遍。”
周福海磕磕巴巴地把计划复述了一遍。
“还有，”刘耀祖又补充道，“得让他们把脸都蒙上。从头到脚包都严实了，只露出眼睛。如果余则成要是反抗的话，就打晕他，但不能打死，我要的是活口。”
“明白。”
“好。”刘耀祖说，“你这两天先抓紧把人找齐，一定要靠谱的。钱不是问题，我这儿还有一些。人找好了，马上告诉我一声。”
“是。”
挂了电话，刘耀祖又在屋里转了两圈，烟灰缸里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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