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就喝茶，看报，别老盯着他看。”刘耀祖盯着李振国的眼睛，“主要是看有没有人过去跟他说话，看清他啥反应。”
他顿了顿，补充道：“这事儿办好了，有赏。记住，对谁都不能说，老婆孩子都不能提。回来直接找我汇报。”
李振国重重点头：“我听处长的。”
“去吧。礼拜六晚上再来站里一趟，我再跟你对一遍，礼拜天上午坐大巴去台北。”
李振国说了声“是”，转身走了。
这是第三拨人，负责坐对面监视。
刘耀祖站在窗前，看着外头天色慢慢暗下来。
还得有个保险。
万一阿旺去说暗号，余则成真是那边的人，当场接了，或者露出破绽，得有人能抓现行。
阿彪的人不是保密局的，没权力抓人。李振国更不行。
不能找警察局的人，余则成在台北站干了这么多年，跟警察局那些队长科长都熟，万一找的人跟余则成认识，全露馅了。
得找完全不搭边的人。
刘耀祖在屋里又转了两圈，突然想起一个人，台北码头上的“海蛇帮”老大，叫黑仔。这人手底下有一帮打手，专门在港口收保护费，有时候也接点“私活”。
黑仔的手下多了去了，余则成不可能认识。
他又拿出一张信纸，写：
“黑仔：有个活儿，下礼拜一上午十点半，台北西门町春水茶楼附近，可能要抓个人。你派三四个得力的弟兄过去，穿便衣，听我的人指挥。具体细节见面谈，价钱好说。”
写完装好，跟给阿彪的信放一块儿。
这是第四拨人，负责抓人的。
四拨人，清清楚楚。
刘耀祖看着那两封信，长长吐了口气。
他把两封信寄出去。估计礼拜天阿彪和黑仔就能收到信。
礼拜六晚上，李振国又来了。
刘耀祖看他脸色不太好，眼圈发黑，知道这小子为这事几天没睡踏实。
“都记住了？”
“记住了。”李振国声音有点哑，“十点，春水茶楼，二楼靠窗，余副站长，灰色中山装，戴眼镜，拿《中央日报》。”
刘耀祖点点头：“路上住好点儿，吃好点儿，别让人瞧出你是去盯梢的。还有问题没？”
“处长，”李振国犹豫了一下，“要是……要是真有人接头，说些不该说的话，我会不会……”
“不会。”刘耀祖说得很肯定，“你就是个茶客，啥也不知道。出了事儿也扯不到你头上。”
李振国点点头，走了。
刘耀祖坐在办公室里，点了根烟。
烟头的火光在昏暗的屋里一明一灭。
他心里其实没底。
这个计划太绕了。四拨人谁也不认识谁，谁也不知情，全靠他一个人在幕后扯线。万一哪根线断了，全完蛋。
特别是阿旺那小子，憨厚是憨厚，可别到时候紧张，说错话，或者说完不走，那可就露馅了。
可他没别的法子。
人在高雄，手伸不到台北。又不能动用台北站的老部下，人一多，容易走漏风声。
只能用这种招。
赌一把。
赌余则成心里有鬼。
礼拜一，下午快两点时，刘耀祖就到了办公室。坐在椅子上，眼睛死死盯着墙上的挂钟。
李振国坐的是下午三点的巴士，从台北到高雄得四个钟头。最早也得晚上七点才能到。
晚上七点半，李振国还没来。
刘耀祖坐不住了，走到走廊里等。走廊里灯光昏暗，墙上刷的绿漆在灯下显得发暗。他靠在墙上，盯着走廊那头。
八点半了。
就在他准备回办公室的时候，走廊那头传来脚步声。
李振国回来了，看见刘耀祖，没出声。
“进来。”刘耀祖转身回屋。
李振国跟了进来，关上门。
“坐。”刘耀祖指了指椅子，“咋样？”
李振国坐下，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的汗：“处长，我按您说的，十点到了春水茶楼。”
“余则成在不在？”
“在。”李振国点头，“二楼靠窗，灰色中山装，戴眼镜，手里拿着《中央日报》，跟您说的一样。”
“然后呢？”
“我坐他对面，点了壶茶。”李振国咽了口唾沫，“他看了我一眼，然后继续看报。我就喝茶，看窗外，没敢老盯着。”
刘耀祖盯着他：“有人过去跟他说话没？”
“有。”李振国开口道，“十点过五分左右，来了个小伙子，二十出头，穿件旧褂子，看着像个跑腿的。他走到余副站长旁边，弯腰凑近说了句话。”
刘耀祖心里一紧，那是阿旺。
“说的啥？”
“我没听清……”李振国声音低了，“茶馆里吵，他声儿小。我就瞧见他嘴动了动，然后……”
“然后啥？”
“然后余副站长抬头看他，皱了皱眉，摇了摇头，说了句话。”
“说的啥？”
李振国努力回忆着：“好像是说……‘你认错人了’。”
“那小伙子呢？”
“听完这话，转身就走了，走得挺快。”李振国说，“余副站长又看了会儿报，大概两三分钟，也起身走了。茶钱付了，下楼的时候步子不紧不慢的。”
“外头有没有人冲进来？”
李振国愣了愣：“没……没瞧见有人冲进来啊。余副站长走的时候，茶馆里一切正常，没人。”
刘耀祖靠在椅子上，闭上眼。
完了。
阿旺去说了暗号，余则成没接。
黑仔的人也没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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