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宝忠拉开抽屉，拿出一个小布包推过来。布包是粗布的，缝得歪歪扭扭，沾着点泥土。
穆晚秋接过，手有点抖。解开绳子，里面是张纸条。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写着：
“晚秋妹子，则成就拜托你了。一定护他周全。”
下面画了朵小小的梅花。
纸条边都毛了，像被人摸过很多次。
“翠平同志现在在贵州。”刘宝忠声音低了些，“她很好，孩子也很好。这个纸条是托人捎过来的，走了有大半个月。”
穆晚秋把纸条重新叠好，攥在手心。纸边硌得疼。她紧紧攥着，指甲掐进肉里。
“刘部长，”她抬起头，“这任务，我接。”
刘宝忠看着她，看了很久。炉火的光映在他脸上，明明暗暗。
“你要想清楚。”他说得很慢，“你要面对的是害你叔叔的吴敬中，你还要跟外国同志假结婚，再到台湾跟则成同志假结婚，名义上，你是嫁过两次的人。到台湾后，你要和则成同志朝夕相处，却只能是名义上的夫妻。你可能很多年都回不来。”
穆晚秋摩挲着手里的纸条。
“我想清楚了。”她说，“当年在天津，是则成哥和翠平姐救了我。现在该我还了。吴敬中的账，早晚要算，但不是现在。现在我得先把这场戏演好。”
刘宝忠点点头，从文件夹里拿出一沓材料递过来：“这是你的新身份资料。要尽快熟悉，每个细节都要记住。”
穆晚秋接过。第一页是她的“新生平”：
“穆晚秋，生于天津……三十八年春抵港，受聘于香港梁启明先生家，任家庭钢琴教师。三十九年十月，与英商约翰·卡明斯在梁启明先生家里结识……四十年三月在香港登记结婚。六月，卡明斯病故，其名下香港秋实贸易公司由遗孀穆晚秋继承……”
材料很详细，连她在香港“教过”的学生的名字、喜好都有。
“这些材料准备了很久，经得起查。”刘宝忠说，“你在香港的住处、社交关系都安排好了。还有，这是我们在台湾潜伏同志的联系方式。你要做的，就是要把‘穆晚秋’演好。你的代号是‘海棠’。”
“海棠？”
“对。到了香港，有同志接应你。他叫陈子安，公开身份是律师。卡明斯同志也会配合你，你们要一起见朋友，出席社交场合，拍合影，让周围人都知道你们是恩爱夫妻。”
穆晚秋一页页翻看，记在心里。
“我什么时候走？”
“十天后。”刘宝忠看了看日历，“这十天，你要把所有材料背熟，每个细节都不能错。还要学香港太太的做派，说话腔调、走路姿态、穿衣打扮。写诗弹琴，也得是有点忧郁、有点文艺的调子。”
“我明白。”
刘宝忠站起来走到窗前。外头又开始飘雪了。
“晚秋同志，”他背对着说，声音有点沉，“最后再强调一遍纪律。到了香港，除非紧急情况，不要主动联系任何人，文化局这边我们会做好善后和保密工作。你的任务是在台湾扎根，建立长期的情报通道。可能要等到……胜利那天。”
穆晚秋也站起来：“刘部长，我准备好了。”
刘宝忠转过身，看了她很久，点头：“好。十天后晚上，车送你到火车站，先到广州，那边有同志接应。这期间，不要跟任何人透露真实去向，把材料交给送你的同志。”
“是。”
刘宝忠拉开抽屉，拿出个小盒子：“这个给你。”
穆晚秋打开，里面是个黄布平安符，针脚歪歪扭扭，里头鼓鼓囊囊的。
“翠平同志托人捎来的。她说给你求个平安。里头是她从贵州庙里求的香灰。”
穆晚秋拿起平安符攥在手心。粗布磨着皮肤，有点糙，但实在。她把符贴在心口，深吸一口气。
“刘部长，我走了。”
“保重。”刘宝忠送到门口，“记住，你不是一个人。在香港有同志接应，在台湾有则成同志。你们要互相掩护，互相照应。”
穆晚秋点头，拉开门。冷风灌进来，她紧了紧衣服迈出门槛。手放在门把上，停了一下，没回头。
“刘部长，”她轻声说，“等我们成功了……我想去看看翠平姐。”
“会有那天的。”
门轻轻关上了。
刘宝忠站在窗前，看着穆晚秋的身影消失在胡同拐角。。
他站了很久。
十天过得飞快。
穆晚秋在宿舍收拾东西。小皮箱不大，边角都磨白了。她装了几件像样的衣服，料子款式还过得去。随身用品，简单的化妆品，那沓身份材料。每样检查三遍。
最后，她拉开抽屉最里层，拿出铁盒子。
打开，里面是几页发黄的诗稿——当年写给余则成的酸句子。还有一张乐谱，肖邦的《夜曲》，谱子边上用铅笔写着：“则成哥听”。
穆晚秋拿起诗稿看了很久，划了根火柴。火苗窜起，句子在火焰里蜷曲、变黑、化成灰，落在搪瓷缸里。灰很轻，风一吹就散了。
乐谱没烧。她看了很久，折起来收进皮箱夹层。
又拿出翠平的纸条，看了又看，贴身收好。平安符用红绳串了挂在脖子上，藏在衣服最里面。
晚上九点，敲门声准时响起。
门外是个中年女同志：“车在楼下。我送你去车站。”
穆晚秋提起皮箱，最后看了一眼宿舍。墙上贴着她抄的诗：“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字是她自己写的，毛笔字，不算好看，但一笔一划很认真。
她关了灯，带上门。
车在夜色里穿行，雪还在下。到火车站，女同志送到月台。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