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拜一早晨，天刚亮，吴敬中到办公室的时候，那封信就已经躺在他办公桌上了。
牛皮纸信封，没贴邮票，没写寄信人，就写着“吴站长亲启”五个字，字是打字机打的，工工整整。信就压在镇纸下面，露着一个角。
吴敬中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才走进去。他先脱了外套挂好，又给自己泡了杯茶，然后才在椅子上坐下。眼睛盯着那个信封，看了足足一分钟，才伸手拿起来。
信封很轻。他拆开，里面就一张纸，也是打字机打的，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他戴上老花镜，凑到窗户边，借着晨光看。
看着看着，脸色就变了。
信里说，余则成和赖昌盛私下勾结，利用港口走私的便利，倒卖药品和古董，两人二八分账，余则成拿八，赖昌盛拿二。还说他们瞒着站里，瞒着吴敬中，已经干了半年多了，捞了不少钱。信里列了几笔交易的时间、地点、货品，甚至还有大概的金额，写得有鼻子有眼的。
吴敬中看完，把信纸放下，摘下老花镜，揉了揉鼻梁。他靠在椅子上，闭上眼睛，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着。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睁开眼睛，拿起电话。
“则成，来我这儿一趟。”
“是。”
挂了电话，他又拨了一个。
“昌盛，你也来。”
两个电话打完，他重新拿起那封信，又看了一遍。这次看得更慢，一个字一个字地抠。看到最后，他嘴角扯了扯，露出一丝冷笑。
余则成先到的。他敲门进来，看见吴敬中坐在那儿，脸色不太好看。
“站长，您找我？”
“坐。”吴敬中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余则成坐下。他看见桌上摊着一封信，但没看清内容。吴敬中没说话，只是看着他，看得他心里发毛。
过了一会儿，赖昌盛也来了。他看见余则成也在，愣了一下，然后冲余则成点点头，在另一张椅子上坐下。
“站长，什么事这么急？”赖昌盛问。
吴敬中没立刻回答。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放下杯子，把桌上那封信往前推了推。
“你们俩，看看这个。”
余则成和赖昌盛对视一眼，都伸手去拿信。赖昌盛手快，先拿起来看了。看着看着，他脸色就变了，从白到红，从红到青。
“这……这纯属放屁！”赖昌盛看完，把信往桌上一拍，声音都高了八度，“站长，这是诬陷！赤裸裸的诬陷！”
吴敬中没理他，看向余则成：“则成，你也看看。”
余则成接过信，慢慢地看。他看得很仔细，比吴敬中还仔细。看完，他放下信，抬起头，脸上没什么表情。
“站长，”他声音很平静，“这信上写的，全是假的。”
“假的？”吴敬中看着他，“你怎么证明是假的？”
余则成站起身：“站长，您稍等。”
他走出办公室，过了一会儿又回来，手里抱着两本厚厚的账本。他把账本放在吴敬中桌上，翻开其中一本。
“站长，这是港口那边全部的进出货记录，一笔一笔都在这儿。”他指着账本，“每一笔货，什么时候进的，什么时候出的，走的什么渠道，经手人是谁，利润多少，怎么分配，都记得清清楚楚。您看看，有没有一笔是对不上的。”
吴敬中接过账本，翻看起来。他翻得很慢，一页一页地看。屋里很静，只有翻纸的声音。
赖昌盛坐不住了，他站起来，走到桌前：“站长，这还用看吗？明摆着是有人陷害！肯定是刘耀祖那王八蛋干的！他看我和余副站长走得近，就想挑拨离间！”
“昌盛，”吴敬中头也不抬，“坐下。”
赖昌盛咬了咬牙，又坐回椅子上，但屁股只挨着半边，身子往前倾着，一副随时要跳起来的样子。
余则成倒很平静。他站在那儿，看着吴敬中看账本，眼神很稳。
吴敬中看了大概十几页，合上账本。他抬起头，看看余则成，又看看赖昌盛。
“账目是清楚的。”他说，“每一笔都对得上。”
“那就是了！”赖昌盛赶紧说，“站长，这信就是胡说八道！我和余副站长清清白白，绝没有私下勾结！”
“清清白白？”吴敬中笑了笑，“昌盛啊，你先别急。则成，我问你，这账本，是你一个人做的？”
“不是。”余则成说，“港口那边有专门的会计，每天记账。我每周末核对一次，签字确认。”
“那会计可靠吗？”
“可靠。”余则成说，“是老张，在站里干了十几年了。”
吴敬中点点头，又问：“那这些货的利润分配，是谁定的？”
“是站长您定的。”余则成说，“百分之六十上交站里，百分之二十留作港口运营经费，百分之十分给相关办事人员，百分之十分配给情报处和行动处作为协作费用。这个分配方案，您上次开会时亲自宣布的。”
他说得很清楚，很流利，像背过一样。
吴敬中听了，没说话。他手指在桌面上敲着，敲了七八下，才开口：“则成，账目是清楚，规矩也明白。可这信上写的……也不是完全没影儿。”
他拿起信，指着其中一段：“你看这儿，‘十月二十三日夜，三号码头，进口药品二十箱，价值约五千美元，未入账’。这事儿，有吗？”
余则成凑过去看了看，然后摇头：“没有。十月二十三日夜，三号码头确实有货进来，但那是五金零件，不是药品。货单在这儿。”
他又翻账本，翻到十月二十四日那一页，指着上面一行记录：“您看，五金零件二十箱，价值三百美元，已经入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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