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枪当兵的，腰板挺得笔直。穿军装的人进进出出，都很匆忙。
她深吸一口气，走到门口直接往里闯。
“站住。”一个站岗的解放军战士拦住她，“干什么的？”
翠平从怀里掏出铁盒子：“我找最大的领导。”
解放军战士愣了一下，上下打量她：“您找领导有什么事？”
“有东西要上交。”翠平把胶卷往前递了递，“必须亲手交给最大的那个。”
解放军战士看了看铁盒子，又看了看她的脸，犹豫了几秒：“您先在外面等等。”他转身向楼里走去。
王翠平站在市政府门口，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布鞋，鞋面上还沾着昨天晚上从机场回来的尘土。
时间不长，解放军战士从里面出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没戴帽子，头发理得很短，脸上线条硬朗，眼神沉稳。
“同志，是你要见我吗？”中年男人问道。
翠平点点头，把手里的铁盒子递过去：“有要紧的东西，必须交给您。”
中年男人接过盒子，没立刻打开，而是看了她一眼：“怎么称呼？”
“我姓王。”王翠平说。
中年男人右手做了个往里让的手势：“里面说。”他领着王翠平进了楼，径直上到三楼，进了一间宽敞些的办公室。关上门。
中年男人这才打开铁盒子。他先从里面拿起冲洗好的胶卷对着光看了看，眉头微微皱起。又展开那几张纸，一页一页仔细看。办公室里安静极了，只有纸张翻动的窸窣声。
看完最后一张，男人抬起头，眼神完全变了。他盯着翠平看了好几秒，才缓缓开口：“王同志，这些东西……从哪儿来的？”
“有人托我带出来的。”翠平说。
“谁？”
“一个在那边的人。”翠平顿了顿，“他现在……不在了。”
男人沉默了片刻，没追问，而是问：“只有这些？”
翠平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放在桌上。打开，里面是六根金条。“这也是他留下的。”她说。
男人拿起金条掂了掂，放下。
他站起身，在屋里踱了几步，然后停在窗前，背对着王翠平。窗外，天津的街道渐渐活络起来。阳光洒在瓦片上，炊烟从一些人家屋顶升起。
“王同志，”男人转过身，语气郑重，“这些东西，非常重要。我代表组织，谢谢你。”
翠平摇摇头：“不是我。是……留下这些东西的人。”
“他是个好同志。”男人说，眼神复杂，“我们不会忘记。”
他走回桌前，把东西收好：“另外，王同志，你暂时不能离开天津。我们需要你配合了解一些情况。”
翠平点头：“我明白。”
“你住在哪儿？怎么联系？”
翠平说了客栈的名字和房间号。
男人记在一张纸上，又看了她一眼：“一个人？”
“嗯。”
“注意安全。”男人说，“这段时间城里还不完全太平。有事随时来这里找我，就说找赵主任。”
他送翠平到门口，握手时很用力：“保重。”
翠平点点头，转身下楼。走出大楼时，阳光已经铺满整条街。战士们还在列队，老百姓越来越多，有人开始鼓掌，喊口号的声音此起彼伏。
翠平站在台阶上，看着这一切。则成，东西送到了。她抬手抹了抹眼角，走下台阶，汇入人群。
上午九点钟，“中正”号军舰在基隆港停了下来。
余则成跟着吴敬中走下舷梯。脚踩在码头水泥地上的瞬间，他才觉得心里踏实了点——在海上漂了一天一夜，整个人都是浮的。
码头上已经等了一群人。几个穿中山装的男人站在最前面，后面跟着几个穿军装的。
一个瘦高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快步迎上来，脸上堆着那种官场上常见的笑。“吴站长！一路辛苦！”男人握住吴敬中的手，“毛局长临时有个紧急会议，特意让我来接您。”
吴敬中脸上也浮起笑：“李秘书太客气了。”两人寒暄了几句，李秘书这才看向余则成：“这位就是余副站长吧？久仰。”
余则成躬身：“李秘书好。”
“住处都安排好了。”李秘书招招手，一个年轻干事跑过来，“小陈，先送余副站长去休息。吴站长，毛局长说如果您方便，现在就去局里一趟。”
吴敬中点头：“好。”他转身对余则成说：“则成，你先安顿。晚点我去找你。”
“是，站长。”余则成跟着小陈上了辆黑色轿车。车子驶出码头，沿着海岸线开。他望着窗外，基隆的街景陌生得很，房子多是矮矮的骑楼，店铺门头上挂着各式各样的招牌。大约开了有二十多分钟，车子在一个僻静的巷口停下。
“余副站长，到了。”小陈下车，指了指巷子里头，“这房子安静，站长特意交代的。”
余则成拎着一个公文包和一个布包袱，跟在小陈后面走进巷子。走到尽头，是扇黑色铁门。开门进去是个小院，不大，但干净。正面三间屋，青砖灰瓦。“您先歇着。”
小陈递过钥匙，“缺什么跟我说。”余则成道了谢，小陈走了。他走进正屋。屋里家具都蒙着白布，一股子霉味。掀开白布，露出底下的桌椅床柜——都是好木头，雕花精细。吴敬中的房子。余则成心里明镜似的。他把行李放在桌上，走到窗边推开窗户。海风灌进来，咸湿的味儿更重了。手伸进口袋，摸着那个平安符。
而在阳明山保密局总部，吴敬中正坐在毛人凤对面。
毛人凤没急着说话，手里捏着支钢笔，笔帽一下一下敲着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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