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交上去的第七天，气象站屋檐下的冰棱融化了一截。
水珠滴滴答答落在地上，砸出一个个小坑。
赵四坐在窗边，看那水珠有节奏地坠落。
屋子里很安静，年轻人都在各忙各的。
陈启明在调试新到的调制解调器，林雪在整理医疗数据库的架构图，张卫东在写下一阶段的山地中继站建设方案。
每个人都埋头做事，但动作里透着一股小心翼翼的劲儿，像在薄冰上走路。
电话一直没响。那台红色的保密电话，黑色的普通电话，都沉默着。
这种沉默比质疑更熬人。
你不知道那厚厚的报告躺在谁的办公桌上，是被仔细，还是被随手搁置。
你不知道那些质疑的声音是消散了，还是在暗处积聚。
“赵总工。”林雪走过来，声音放得很轻，像是怕惊扰什么。
“上海那边来问，图形芯片的下一步合作。”
“先缓一缓。”赵四说，“等通知。”
林雪点点头，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嗯”了一声，转身回去继续画图。
铅笔划过纸张的声音细细的，在寂静中格外清晰。
赵四站起身，走到院子里。
午后的阳光很好，照得积雪反着刺眼的白光。
他眯起眼，看远处光秃的杨树林，树枝在风中微微晃动，像在无声地诉说什么。
这七天里，他每晚都睡不踏实。
不是担心自己，这些年风浪经历得多了，他早习惯了。
是担心那些年轻人。
陈启明才二十五岁，林雪二十三，张卫东二十六，他们的人生才刚刚铺开。
如果因为“天河”的事受到影响，他没法原谅自己。
还有苏婉清。
妻子什么都没问，但每晚他回家，都能看见她眼里的担忧。
她只是默默地把饭菜热好，把洗脚水端来，把被子铺得厚实些。
那种无声的关切，比任何言语都沉重。
“赵总工！”值班室的小刘探出头，“电话！找您的！”
赵四心里一紧，快步走进去。
是那台黑色电话在响。他深吸一口气，拿起听筒。
“喂？”
“赵四同志吗？”是个陌生的男声，语调平稳。
“李老请你过来一趟。车已经在路上了，十分钟后到气象站门口。”
“请问。”
“见面说。”电话挂了。
赵四放下听筒，手心有点出汗。
他走到水池边，用冷水洗了把脸，看着镜子里那张有些憔悴的脸。
胡子该刮了，眼角皱纹好像深了些。
他整理了一下衣领，转身对屋里说：“我出去一趟。”
年轻人都抬起头。陈启明站起来：“赵总工，要不要......”
“没事。”赵四摆摆手，“你们继续。”
车准时到了，是辆普通的上海牌轿车，车牌很普通。
司机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话很少，只说了句“请上车”，就再没开口。
车往西开，不是去部里，也不是去西山招待所。
穿过城区，上了郊区的路，最后拐进一个种满柏树的院子。
院子很安静，几栋两层小楼掩在树丛后，路面扫得很干净，积雪堆在树根处，整整齐齐。
车在其中一栋楼前停下。司机说：“二楼，左手第一间。”
赵四下车，抬头看了看。
小楼是苏式建筑，红砖墙，坡屋顶，窗框漆成墨绿色。
他走上台阶，推开厚重的木门，里面是走廊，光线有点暗，地板是水磨石的，擦得发亮。
二楼左手第一间，门虚掩着。
他敲了敲门。
“进来。”
推门进去，房间不大，靠窗摆着张旧书桌，旁边是两个书架，塞满了书和文件。
李老坐在书桌后，正在看一份材料。
听见他进来，抬起头，摘下老花镜。
“来了？坐。”李老指了指桌前的椅子。
赵四坐下，腰背挺直。
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照在书桌上，能看见空气中漂浮的微尘。
李老没立刻说话，而是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铁皮茶叶罐。
打开，捏了一撮茶叶放进搪瓷缸子，起身到墙边的热水瓶那儿倒水。
茶叶在热水里慢慢舒展，是绿茶，香气飘散开来。
“喝点茶。”李老把缸子推过来，自己也坐回椅子上。
“武夷山的大红袍，朋友送的，说是什么‘正岩茶’，我喝不出好坏，反正解渴。”
赵四端起缸子，手很稳，但茶水表面起了细微的涟漪。
他喝了一口，茶很香，带点岩韵，但他尝不出滋味。
李老也喝了口茶，这才开口：“报告我看了。写得不错。”
赵四等着下文。
“但是，”李老放下缸子，“光写报告不够。”
他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不是赵四交的那份，是别的什么。
他翻了几页，说：“你知道现在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天河’吗？”
赵四摇头。
“明的，暗的，善意的，恶意的，好奇的，警惕的。”
李老用手指敲了敲文件，“你交报告这几天，我收到了三份关于‘天河’的材料。”
“一份说你们‘好高骛远’，一份说‘脱离群众’，还有一份，最麻烦的，说你们用国防经费搞‘不务正业’的民生项目。”
赵四的手握紧了缸子。
“我把这些材料都压下了。”
李老看着他，“但不是长久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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