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高，就是拧螺丝，焊焊点。”陈干部实话实说，“核心零件都是从香港运来的，咱们只负责组装。但能赚外汇，能解决就业，这就够了。”
赵四没说话。他走到一个女工身边，看她操作。女孩十八九岁，手指灵巧，几秒钟就装好一个电容。但她显然不知道这个电容是干什么的，只是机械地重复。
这就是“电子加工贸易”的起点——最底层，最辛苦，但也是第一步。
晚上，考察团住在临时招待所。说是招待所，其实是个两层小楼，房间很小，只有床和桌子，风扇呼呼地转。
赵四洗了澡，坐在桌前写笔记。李文斌敲门进来，一脸兴奋。
“赵工，我下午去看了几个基建项目，了不得！深南大道要修成八车道，比长安街还宽！还有，听说要建中国第一高楼，五十多层！”
“钱从哪儿来？”赵四问。
“银行贷款，外资，还有国家拨款。”李文斌坐下来，“关键是政策灵活。比如土地，可以出租，可以转让，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他压低声音：“我还听说，有些香港商人，想把电子厂搬过来。不是组装，是真正的制造，有技术含量的。”
赵四眼睛一亮：“具体什么厂？”
“做电视机的，做录音机的，还有……做计算器的。”李文斌说，“但人家有顾虑，怕政策变，怕配套跟不上，怕技术工人不够。”
赵四在笔记本上记下：计算器、配套、技术工人。
“赵工，您说，如果咱们的‘中华学习机’拿到这儿来生产，成本能降多少？”李文斌忽然问。
赵四心算了一下：“人工成本能降一半，厂房租金便宜，税收还有优惠……总体成本能降40%左右。”
“那价格就能打下来了！”李文斌激动地说，“一千块降到六百块，普通家庭就买得起了！”
“但前提是，咱们的技术要过关，质量要稳定。”赵四冷静地说，“不能光靠便宜，得靠好用。”
正说着，陈干部敲门进来，手里提着几个椰子：“来来，尝尝咱们南方的椰子，解暑！”
三人坐在走廊里，吹着夜风，喝椰子水。
“陈同志，你在深圳多久了？”赵四问。
“土生土长。”陈干部用刀劈开椰子，“我原来是渔民，在海上打鱼。后来特区成立了，让我当干部。我不懂经济，不懂管理，就知道一点——不能再穷下去了。”
他喝了一大口椰子水：“对岸香港，六十年代跟咱们差不多穷。现在呢？高楼大厦，小汽车，电冰箱。咱们为什么不行？”
“政策不一样。”李文斌说。
“对，政策！”陈干部一拍大腿，“现在中央给了政策，就看咱们怎么用了。我的想法很简单：先把人引来，把厂建起来，把经济搞活。有了钱，再搞教育，搞科技，搞研发。”
他看向赵四：“赵工，您是专家，您说，这条路对吗？”
赵四想了想：“大方向对。但要注意两点：第一，不能只做低端加工，要往高端走；第二，要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不能总依赖外人。”
“您说到点子上了！”陈干部激动起来，“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技术人才！那些香港厂，管理层都是香港人，核心技术不教给咱们。工人只会操作，不懂原理。这样下去，永远是给人打工。”
夜风吹过，带着海腥味。远处工地上，灯还亮着，夜班工人在赶工。
“陈同志，如果我说，我们可以派人来，帮你们培训技术工人，你愿意吗？”赵四忽然问。
“当然愿意！”陈干部站起来，“求之不得！你们需要什么条件？场地？设备？经费？我们想办法！”
赵四笑了：“条件可以谈。但我想的是更长远的事——在深圳建一个电子技术培训中心，培养芯片设计、电路板制作、软件编程的人才。这样，等外资工厂来了，咱们有人才可用；等咱们自己的工厂建起来，更有基础。”
李文斌眼睛亮了：“这个想法好！培训中心可以和企业合作，一边培训，一边接订单，自己养活自己。”
“还可以和高校合作，搞产学研结合。”赵四补充，“深圳离香港近，信息灵通，知道国际市场需要什么。咱们可以根据需求，定向培养人才，开发产品。”
三人越聊越兴奋。椰子水喝完了，又倒了白开水，继续聊。
陈干部拿来地图，铺在桌上。赵四在上面画圈：“这里是培训中心，这里是配套工厂，这里是研发基地……形成一个小的电子产业生态。”
“钱呢？”李文斌现实地问。
“国家拨一部分，企业投一部分，自己挣一部分。”赵四说，“关键是先干起来。有了雏形，才能吸引更多资源。”
墙上的钟指向十二点。工地上，打桩机的声音隐约传来——咚，咚，咚，像这个特区的心跳。
“赵工，您这话，给我吃了定心丸。”陈干部握住赵四的手，“我以前总觉得，搞特区就是盖楼、修路、开工厂。现在明白了，最根本的是培养人。有人，才有一切。”
“对，有人才有一切。”赵四重复道。
夜深了，各自回房。赵四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虫鸣，睡不着。
他想起了北京。想起了香山基地的实验室，想起了“长城二号”芯片，想起了围着“中华学习机”的孩子们。
那些是种子，是希望。
而深圳，是土壤，是试验田。
把种子播在合适的土壤里，给予阳光雨露，它们就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这不是幻想，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第二天，考察团继续参观。赵四特意去看了规划中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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