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坐下，接过苏砚递来的咖啡，将警局的发现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随着他的叙述，苏砚的脸色越来越沉，最后几乎结成了冰。
“所以，车祸是蓄意谋杀。”她一字一顿地说，声音冷得像冬天的铁，“而且幕后主使可能是林建勋。”
“目前还只是推测，但王志的出现，确实很可疑。”陆时衍说，“我们必须假设最坏的情况——林建勋已经察觉到我们在调查他，而且不惜用极端手段来阻止我们。”
苏砚站起身，走到玻璃幕墙前。从这个高度望下去，街道上的行人和车辆都变得渺小。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明亮的光斑。
“你知道吗，时衍，”她背对着他说，“我父亲的公司破产那年，我十四岁。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放学回家，看到父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动不动。母亲在哭，客厅里堆满了纸箱，工人在打包东西。父亲看到我，勉强笑了笑，说：‘小砚，我们要搬家了。’”
她转过身，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生意失败了。但我知道不是那么简单。后来我在他的书房里发现了一些文件，上面有林建勋的签名。那时候我还小，不懂那些法律文件意味着什么，但我记住了那个名字。”
陆时衍静静地看着她。这是苏砚第一次如此详细地讲述过去。
“从那时起，我就发誓要变得强大。”苏砚走回沙发边坐下，“我要建立自己的商业帝国，再也不要让别人随意决定我的命运。这些年，我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工作上，不谈恋爱，不交朋友，因为我害怕——害怕信任别人，害怕再次经历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她直视着陆时衍的眼睛：“直到遇见你。”
玻璃房里安静下来，只有中央空调发出细微的嗡鸣声。窗外的云层在移动，阳光时明时暗，在两人之间投下变幻的光影。
“苏砚...”陆时衍开口，却不知该说什么。
“我不需要同情。”苏砚打断他，语气恢复了平时的冷静，“告诉你这些，只是想让你明白，为什么我必须赢。不仅仅是为了公司，为了那些跟着我打拼的人，也为了十四岁的那个我——她失去了家，失去了童年，但她没有失去战斗的勇气。”
陆时衍点点头：“我明白。这也是为什么我要继续追查下去——不仅仅是为了正义，也是为了我的信念。法律不应该成为某些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律师的职责是守护公正，而不是践踏它。”
两人相视无言，但某种默契在沉默中建立。他们都曾是理想的坚守者，都在现实中碰壁，但都没有放弃。或许，这正是他们能成为盟友的原因——不是因为利益，不是因为情感，而是因为内心深处，他们相信同样的东西。
“接下来怎么办？”苏砚问。
陆时衍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这是我昨晚整理的，林建勋过去十年经手的所有重大案件的资料。我发现一个规律——每当他的客户面临败诉风险时，对方的关键证人或者证据总会‘意外’消失。十年前你父亲的案子是这样，三年前那桩环境污染案也是这样，现在的专利案，很可能也会这样。”
“你是说，他会对证据下手？”
“或者对人。”陆时衍的表情严肃起来，“苏砚，你必须小心。我建议你这段时间尽量减少外出，公司内部也要加强审查。我怀疑，你身边可能有林建勋的人。”
苏砚冷笑一声：“其实我早有怀疑。技术泄露事件发生后，我就启动了对高管的全面调查。已经有几个可疑对象，但我故意按兵不动，就是想看看他们背后是谁。”
“有进展吗？”
“技术总监李伟失踪后，我查了他的通讯记录。”苏砚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报告，“他在失踪前一周，频繁和一个境外号码联系。我让技术部门追踪，发现那个号码的注册地在开曼群岛，但实际使用地点在北京。而且，最后一次通话，是在车祸发生前一小时。”
陆时衍的眉头皱了起来：“能确定具体位置吗？”
“在东三环附近，一个高档小区。”苏砚将报告推给他，“有趣的是，那个小区里住着不少法律界人士。我查了业主名单，你猜我发现了谁？”
陆时衍看着报告上的名字，瞳孔骤然收缩——王志。林建勋的助理。
“看来，我们的猜测是对的。”他缓缓说道。
就在这时，苏砚的助理敲门进来，神色紧张：“苏总，楼下前台说，有位林建勋律师想要见您。他说...他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和您商量，关于专利案的。”
玻璃房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
苏砚和陆时衍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警惕。
“他一个人来的？”苏砚问。
“是的，就他一个人。”
苏砚沉吟片刻，对陆时衍说：“你觉得他想干什么？”
“试探，或者摊牌。”陆时衍站起身，“我建议你见他，但要做好准备。我可以在隔壁会议室听着，如果情况不对，随时进来。”
苏砚点点头，对助理说：“请林律师上来。另外，让保安部的人待命，但不要靠近这一层。”
助理离开后，陆时衍也起身走向隔壁会议室。临出门前，他回头看了苏砚一眼：“记住，无论他说什么，保持冷静。你不是一个人面对他。”
苏砚微微一笑：“我知道。”
五分钟后，林建勋走进了玻璃房。他今天穿了一身深蓝色的定制西装，头发一丝不苟地梳向脑后，手里拿着一个皮质公文包，脸上带着惯常的、温和而得体的笑容。
“苏总，冒昧来访，希望没有打扰您工作。”他伸出手。
苏砚和他握手，示意他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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