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一起普通的凶杀案，死的是一名在里士满生活了多年的本地记者，没啥背景，被审判的凶手则是他租房的邻居。
虽然单从作案动机上来说，凶手因为和死者的关系一直不太好，当天又被人目击到曾与死者发生争执和肢体冲突，并且还公开扬言“要用床单勒死对方”，怎么看都稍显有些单薄，
但是死者从第二天起就开始失踪，最后还真的被人发现是被床单勒死了自己家里，这就有点太过“不巧”了。
于是有证人、有动机、有作案能力、没有不在场证明，陪审团成员们又一致认为他有罪，
哪怕凶手本人并不认罪，这位外来的公共马车夫也很快就被送上了绞刑架。
如果放在以前，韦恩可能还不太会怀疑这类案子的结果真实性，
可是经过汤姆·哈根的“大教堂刺杀案”这么一折腾，他对本地某些人作案手法的隐蔽性，就已经有了新认识。
假设这个案子的背后还有“真凶”，而且本来就已经计划要行凶，
那么在看到或者知道目标和别人发生争吵之后，临时改变一下作案手法，听起来好像也很合理……
至少在直觉上，要比“受害人把仇人请进家里”，要合理许多——关系不好的人找上门来，如果是在黑石镇里，两人不直接在门口打起来就算不错了。
记者……
你是知道了什么不该知道的事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