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好。
没有犹豫，没有讨价还价。就像当年母亲坐在门槛上，坐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就瞎了。有些决定不需要想太久，因为心里早就想好了。
搬进盐埕区那间公寓的第一晚，他在地上用粉笔画了一条线，把小小的卧室分成两半。“你睡床，我睡地板，”他说，“如果有紧急情况，从窗户走，我在阁楼有发报机，能拖一会儿。”
她看着那条歪歪扭扭的线，突然很想笑。但没笑出来，只是点点头。
后来那条线慢慢模糊了。先是她洗地板，故意把那块洗得用力些。接着是有一天台风，雨从窗缝泼进来，打湿了他那半边地铺。她说“上来睡吧，地上潮”，他犹豫了很久，久到她以为他会拒绝，最后他还是抱着被子上来了。
床很小，两人背对背躺着，中间能塞下一个人。可他们的背偶尔会碰到，隔着薄薄的睡衣，能感觉到对方的体温。那一夜两人都没睡，听着窗外的风雨声，听着彼此压抑的呼吸声。
什么也没发生。后来也一直没发生。
苏曼卿有次私下问她：“你和沈先生，真的只是同志？”
她点头。
“可惜了，”苏曼卿点起一支烟，烟雾缭绕中看不清表情，“这么般配的两个人。”
陈明月没接话。她不觉得可惜。有些感情，不说破，不戳穿，就永远保持着某种洁净。像雪，捧在手里就化了，不如就让它远远地，在山头白着。
但有些夜晚，当他发报到凌晨，带着一身疲惫下楼，她会假装醒来，去厨房给他热一杯牛奶。他接过去，指尖不经意碰到她的手，两人都会很快缩回去。牛奶在杯子里晃，映出台灯的暖光，和彼此眼中一闪而过的、来不及藏好的什么。
“等胜利了，”有次他忽然说，说完自己都一愣，像是说漏嘴了，“我是说，等任务完成了……”
“我知道。”她打断他，递过去一条干毛巾，“擦擦汗。”
毛巾是温的，用热水浸过又拧干。他接过去，在脸上捂了很久。
那些细碎的、温暖的、不成片段的瞬间，现在想起来，像散落在黑暗里的珠子。她一个一个捡起来，在脑海里串成项链，戴在心上。然后继续撞墙，继续受刑，继续一言不发。
额头又开始疼了。不是伤口疼，是更深处的，颅骨里面的疼，一跳一跳的，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敲打，想破壳而出。陈明月抬起没被铐住的左手，摸了摸纱布。纱布下，伤口的形状是个弧形，那是她撞墙时，墙角那个铁制床脚在她额头上留下的印记。
第一次撞墙是在前天夜里。特务用皮带抽她，抽她大腿内侧，那是女人最疼的地方。她咬着牙不吭声，血顺着腿往下流，在地上积了一小摊。特务打累了，出去抽烟。她看着那摊血，忽然想，这血要是能流成一条河就好了，从这间牢房流出去，流到街上，流到海里，流到对岸，流到他脚下，告诉他：我还活着，我还撑得住。
可血只是血，黏稠的，暗红色的，很快就被灰尘覆盖，变成一块褐色的污渍。
她开始用头撞墙。不是真的想死——至少当时不是。她只是想弄出点声音，大的声音，响到能穿过墙壁，传到隔壁牢房，传到走廊，传到可能也在某间牢房里受苦的同志耳朵里。告诉他们：我还活着，你们也要活着。
咚，咚，咚。
墙是水泥的，实心的，声音闷闷的，传不了多远。但至少是她能发出的最大的声音。撞到第五下，看守冲进来，揪着她的头发把她拽开。她的额头破了，血糊住眼睛，看什么都是红的。在那一团红色里，她看见看守的脸，那张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忽然觉得很好笑。
她笑了出来，带着血沫的笑。
“疯子！”看守骂骂咧咧地把她铐在墙上，铐得更高，让她只能踮着脚尖站着。她站了一夜，腿肿得像象腿，脚尖失去知觉。可她还是笑，笑着笑着，眼泪混着血流进嘴里，咸的，腥的，像海的味道。
高雄靠海。她和“沈墨”去过一次海边，不是约会，是任务。要把一份情报藏在礁石缝里，等潮水涨上来，会有人来取。那天风很大，浪很高，他拉着她的手怕她滑倒。他的手很暖，完全不像平时那么凉。完成交接后，他们没有马上走，而是在岸边站了一会儿。海是灰色的，天也是灰色的，海天交界处有一条模糊的线，分不清哪是海哪是天。
“海那边就是大陆，”他忽然说，“我的家。”
她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只看见无尽的灰，无尽的浪。“想家吗？”她问。
“想。”他说，顿了顿，又说，“但回不去。”
“为什么？”
“因为这边的事还没做完。”他转过来看她，风把他的头发吹乱，镜片上都是水汽，“等做完了，就能回去了。”
“带上我吗？”她问完就后悔了。这不像她会说的话，太直白，太露骨。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一只海鸟从他们头顶掠过，发出一声凄厉的鸣叫。然后他说：“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的话。不是“好”，不是“带你走”，是“如果可以的话”。留了余地，也留了念想。
现在想来，那大概是他能给出的最重的承诺了。
陈明月抬起手，用手指在空中画了一条线，从左边划到右边。那是海平线，她想象中的。然后她在线的这边点了一下，又在那边点了一下。这边是我，那边是他。中间隔着海，隔着政治，隔着战争，隔着生死。
可至少，在想象里，这两点是连着的。
铁门又响了。钥匙转动，锁舌弹开，门被推开。这次进来的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是魏正宏。
他换了衣服，不是军装，是一套深灰色的中山装，领口扣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