辰。回到家两人都发烧，正英烧糊涂了还拽着他的袖子说“哥，海里好多星星”。
那场病后，正英落下耳鸣的毛病，左耳听不清。母亲心疼小儿子，每天早晨用热毛巾给他敷耳朵。正英就仰着脸说“妈，我听见哥在院子里背书的声音了”，其实魏正宏那天根本没背。
“人这辈子，总要信点什么，才活得有劲。”
信里的这句话像根针，扎进他太阳穴最深处。是啊，他信天道酬勤，信了一辈子。信只要够努力就能出人头地，信只要够忠诚就能光宗耀祖。他考上黄埔军校时，父亲摆了三桌酒，对每个客人说“这是我长子，将来要做将军的”。他真的做了将军，少将军衔，手下管着三百号人，总统府挂着蒋总统亲笔题的“忠党爱国”。
可夜深人静时，他常被同一个噩梦惊醒：梦里他站在军事法庭上，法官是他父亲，陪审团是列祖列宗的牌位。罪名不是剿共不力，不是贪污渎职，而是“背弃手足”。每次醒来都是一身冷汗，安眠药从一粒加到三粒。
窗外的天色由浓黑转成深蓝。
远处传来鸡鸣，是附近眷村人家养的。那些从大陆撤来的老兵，在巴掌大的院子里种菜养鸡，假装这里和湖南老家、和山东故里没什么不同。魏正宏去过几次眷村，看见墙上用白灰写着“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字迹在台风季过后斑斑驳驳，像干涸的泪痕。
他忽然想起昨天审讯的那个女人。
陈明月，二十五岁，中共地下交通员。被捕三天，什么刑都上了，竹签插指甲、电击、老虎凳，昏过去用冷水泼醒，醒了还是那几句话：“我叫陈秀兰，台南人，在纺织厂做工，我什么都不知道。”
但情报不会错。高雄那边传来的消息，这个女人和“海燕”同居一年多，是“沈墨”名义上的妻子。她一定知道“海燕”的真实身份，知道下一个接头地点，知道整个台北地下组织的名单。
魏正宏亲自审了第二轮。他让人搬来椅子，坐在陈明月对面，中间隔着一张桌子。桌上摆着一杯水，他推过去：“喝口水，我们聊聊。”
女人没动。她的头发被汗水黏在脸上，十指肿得像胡萝卜，指甲缝里凝着黑血。可她的眼睛很亮，亮得让魏正宏想起正英小时候——那种知道自己没错，所以什么都不怕的眼神。
“你男人丢下你跑了。”魏正宏慢慢说，像聊家常，“值吗？”
陈明月笑了。她脸上有伤，一笑就扯到伤口，可她还是笑了：“他不是我男人。”
“那是谁？”
“是同志。”
魏正宏的手指在桌面敲了敲：“同志？同志会让你一个女人在这儿受苦，他自己逃之夭夭？”
“他活着，”陈明月的声音很哑，但每个字都清楚，“他活着，就有更多人能活着。这个道理，你们不懂。”
“我们？”魏正宏身体前倾，“我们是谁？你们又是谁？不都是中国人吗？”
这话问出来，他自己都愣了一下。太像正英信里的口吻了。
陈明月也愣了一下，然后她看他的眼神变了，不再是看仇敌，倒像看什么可怜的东西：“是啊，都是中国人。所以你们抓我，用刑，逼我出卖自己的同胞。你觉得百年后，史书会怎么写你们？”
又是百年后。魏正宏突然很烦躁，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她：“史书是赢家写的。等我们反攻成功，史书只会写你们是匪谍，是叛乱分子。”
“那如果反攻不成呢？”陈明月问得很轻，像在问自己。
魏正宏没有回答。他听见身后传来窸窣声，回头看见陈明月在艰难地调整坐姿。她做得慢，每个动作都牵扯伤口，可她坚持坐直了，像要维持最后的尊严。
“我怀孕了。”她说。
审讯室静了一瞬。连旁边记录的小特务都停住了笔。
魏正宏重新坐下：“几个月？”
“刚查出来，两个月。”陈明月低头看着自己的肚子，那个动作让魏正宏想起正英信里那句“我妻怀孕七月”。都是怀孕，都是未出世的孩子。“所以你们用刑时，我一直护着肚子。电击那次，我咬破了舌头，血吞下去，怕伤到孩子。”
“孩子父亲是谁？”
陈明月笑了，这次是苦笑：“重要吗？反正不是沈墨。我和他……是清白的。”她说“清白”两个字时，脸上闪过很复杂的神情，像是遗憾，又像是骄傲。
魏正宏示意记录员出去。门关上后，审讯室里只剩下他们两人，和桌上那盏刺眼的台灯。
“把孩子生下来，”他说，“供出‘海燕’的下落，我保你母子平安，送你去香港。”
陈明月摇头：“我丈夫是地下党，死在你们手里。我要是叛变，他白死了。我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也是地下党的孩子，不能有个叛徒母亲。”
“你丈夫已经死了！你还要赔上自己和孩子？”
“有些人死了，比活着的人还有分量。”陈明月看着他的眼睛，“长官，你有兄弟吗？”
魏正宏的手在桌下攥紧了。指甲陷进掌心，留下四个月牙形的印子。
“有，死了。”他听见自己说。
“对不起。”陈明月居然道歉了，“那你应该懂。有些东西，比命重要。”
那一刻，魏正宏几乎要拍桌子怒吼：你懂什么？我哥哥被地下党弄死的时候，你还没出生！我弟弟投共的时候，你还在玩泥巴！你们这些满口理想、满口大义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失去，什么叫两难！
可他什么也没说。他只是站起来，对门外喊：“带回去。”
陈明月被架起来时，突然说：“长官，你眼睛很红，多久没睡了？”
魏正宏没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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