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伙伴，上个月二十号在九龙码头被抓了。从他身上搜出了这个——”
他又推过来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个血肉模糊的人，双手被反绑在椅子上，头无力地垂着。虽然脸上有血污，但林默涵还是认出来了——是“渔夫二号”，他在香港的联络人，真名刘永福，公开身份是九龙一家贸易行的账房先生。
照片右下角有日期：民国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就是八天前。
“这个人，”周世昌的声音依旧温和，但每个字都像针一样刺过来，“经我们调查，是中共潜伏在香港的地下交通员，代号‘海鸥’。他负责将台湾的情报转送往大陆。沈先生，你说你的电报刚好和他用的电码本一样，是巧合呢，还是……”
他没说完，但意思再明显不过。
审讯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墙上的水渍还在滴答作响，一声，一声，像死亡的倒计时。
林默涵的大脑飞速运转。
刘永福被捕，意味着香港那条线路已经断了。但刘永福知不知道高雄这边的具体情况？按照纪律，刘永福只知道“高雄有情报员，代号‘海燕’，通过商业电报传递情报”，但不知道“海燕”的真实身份、住址、掩护职业。
而且，如果刘永福已经招供，那现在坐在自己面前的就不会是宪兵队的周世昌，而是军情局的魏正宏，自己也不可能还坐在这里接受“温和”的审讯，早该在刑讯室里了。
所以，刘永福可能还没招，或者招了但没说全。
但周世昌手里有电报底单，这确实是铁证。虽然可以用“商业电码雷同”来搪塞，但在这个节骨眼上，任何疑点都足以要命。
“周科长，”林默涵深吸一口气，脸上露出恍然大悟，继而是愤怒的表情，“我明白了！您是怀疑我跟**有牵连？”
不等周世昌回答，他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在地面刮出刺耳的响声：“我沈墨虽然是个商人，但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民国三十七年我从日本回来，就是因为看不惯日本人欺负咱们中国人！回来这四年，我合法经营，照章纳税，给高雄修路捐过款，给荣军医院送过糖，我——”
“坐下。”周世昌的声音不大，但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
林默涵站着没动，胸口起伏，表演出一个清白商人被冤枉时应有的激动。
“我说，坐下。”
周世昌盯着他，细长的眼睛里没有怒气，只有一种冰冷的审视，像医生在看显微镜下的切片。
林默涵慢慢坐回椅子上，但身体依然挺直，表达着无声的抗争。
“沈先生，别激动。”周世昌从抽屉里拿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又把烟盒推过去，“抽一根？”
“不抽，谢谢。”林默涵生硬地回答。
周世昌自己吸了一口烟，缓缓吐出烟雾：“我知道沈先生是爱国商人，这几年在高雄商界的风评也不错。所以今晚请你来，不是审讯，是……谈话。协助调查，对，协助调查。”
他把烟灰弹进一个生锈的铁罐里，继续说：“那个刘永福，抓了八天了，嘴很硬，什么都不说。但我们也不是毫无收获。比如，我们查到他最近半年，往高雄发了十七份电报，收报人都是‘墨海贸易行’。又比如，我们从他的住处搜出了一个电码本，里面有一种特殊的编码方式，刚好和你那份电报的用词规律对得上。”
“巧合！绝对是巧合！”林默涵急切地说，“周科长，您也知道，商业电报来来去去就那些词，什么‘货到付款’、‘船期延误’、‘价格商议’，十个贸易行有八个都这么发电报，这怎么能当证据呢？”
“是啊，单独看，确实不能当证据。”周世昌点点头，但话锋一转，“但如果再加上别的东西呢？”
他第三次把手伸进文件夹。
这次拿出来的，是一张泛黄的报纸剪报，边缘已经磨损。林默涵只看了一眼，全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凝固了。
剪报是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的《中央日报》，报道的是“南京破获**地下组织，主犯在逃”的新闻。新闻旁边配了一张模糊的通缉令照片，虽然画质粗糙，但能看出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戴着眼镜，面容清瘦。
那是七年前的林默涵。
准确地说，是化名“李涛”时的林默涵。1947年他在南京做地下工作，因为一次交通站暴露，被全城通缉，照片登了报。但当时他用了化名，而且很快就转移到了上海，通缉令最终不了了之。
这张剪报，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沈先生，看着眼熟吗？”周世昌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林默涵强迫自己把目光从剪报上移开，摇头：“不眼熟。这是……通缉令？这人是谁？”
“李涛，中共南京地下党的骨干，代号‘夜莺’。”周世昌慢条斯理地说，“民国三十六年，他在南京活动，策反了三名国府官员，其中一个是国防部作战厅的参谋，差点把长江防线布防图送出去。后来事情败露，他跑了，通缉令发了半年，没抓到人。”
他把剪报推到林默涵面前，手指点了点照片：“沈先生，您不觉得，这照片上的人，和您有几分相似吗？”
审讯室的灯泡突然闪烁了一下，光线暗了暗，又恢复。
林默涵的心脏在胸腔里狂跳，但他脸上却露出了荒谬的笑容：“周科长，您这是在开玩笑吧？这照片糊成这样，连鼻子眼睛都看不清，您就说像我？再说了，这是民国三十六年的通缉令，那时候我才……让我算算，我今年三十五，民国三十六年我二十八，正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呢。您要是不信，可以去查我的学籍记录，或者问问我在日本的同学，我民国三十六年是不是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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