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
老赵没有抬头。
魏正宏站起来，走到他面前，蹲下身，看着他的脸。
“你看，你跟着周济民，一个月多少薪水？三十块？五十块？”他摇摇头，“我给你一百块一个月，你替我做事，行不行？”
老赵抬起头，看着他。
那双眼睛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魏处长，”老赵开口，声音沙哑，但很稳，“你知道我今年多大吗？”
魏正宏愣了一下。
“五十二了。”老赵说，“我活了五十二年，够了。你想怎么着，随便。”
魏正宏盯着他看了三秒，然后笑了。那笑容很冷，冷得像刀子。
“好，有种。”他站起来，退后两步，对那两个大汉挥了挥手，“继续。”
大汉走上来，手里拿着一个碗。碗里装着水，很普通的水。
但老赵知道这是什么。
滴水刑。
把人的手脚固定住，然后一滴一滴地往额头上滴水。一滴，两滴，三滴……一开始没什么，但一天之后，每一滴水都像一颗石子砸在额头上。两天之后，额头的皮肤开始溃烂。三天之后，每一滴水都像刀子割肉。五天之后，人会疯掉。
这是魏正宏的发明。
大汉把碗举到老赵头顶，开始滴水。
滴。滴。滴。
老赵闭上眼睛。
他想起三年前，第一次和林默涵接头的时候。那时候他还叫“老渔夫”的交通员，什么都不懂。是林默涵教会他怎么用暗号，怎么甩尾巴，怎么把情报藏在最安全的地方。
“老赵，”林默涵说，“你这条命，是组织的。什么时候收回去都行。”
他记住了。
滴。滴。滴。
他想起他那个苦命的妻子。五年前病死了，死的时候连棺材都买不起。是组织出的钱，让她入土为安。
他想起那个从未谋面的儿子。妻子怀孕的时候他在执行任务，等回去的时候，儿子已经死了。难产，一尸两命。
他什么都没有了。
滴。滴。滴。
但他还有一样东西——这条命。
组织的。
什么时候收回去都行。
他嘴角浮起一丝笑。
魏正宏看见了那丝笑，脸色微微一变。
“加大力度。”他说。
大汉把碗举得更高，水滴落得更快。
滴。滴。滴。
老赵依然在笑。
---
晚上八点，吴青松来敲门。
林默涵跟着他穿过颜料行，来到一条更窄的巷子。巷子尽头是一间破旧的平房，门板上贴着一张发黄的纸条:“永春旧货行”。
吴青松推开门，走进去。
屋里堆满了旧家具、旧电器、旧书旧报，像个垃圾堆。吴青松绕过一堆破椅子，走到墙角，搬开一个木箱子，露出墙上的一道暗门。
他推开暗门，里面是一间地下室。
地下室的灯光很暗，只有一盏十五瓦的灯泡在头顶晃荡。但林默涵看见，墙角摆着一台发报机，旁边坐着一个人。
那人抬起头，露出一张年轻的脸。二十五六岁，戴着圆框眼镜，瘦削，脸色苍白，像是常年不见阳光。
“阿坤，”吴青松介绍，“发报员。”
阿坤点点头，没有说话。他从吴青松手里接过那个小铁盒，取出里面的微缩胶卷，放在放大镜下仔细看。看了一会儿，他开始在纸上写写画画，像是在翻译密码。
林默涵站在旁边等着。地下室很闷，有一股霉味，但他顾不上这些。他的眼睛一直盯着阿坤的手，盯着那些不断出现在纸上的数字和符号。
大约过了一刻钟，阿坤停下笔，把纸递给吴青松。
“翻译完了。”他的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什么，“台风计划的核心数据，很全。”
吴青松接过那张纸，看了一遍，眉头越皱越紧。
“怎么了？”林默涵问。
吴青松把纸递给他。
林默涵接过来看。纸上的数据密密麻麻——海军演习的准确坐标、舰队集结的时间表、左营基地的防御部署图、还有一份“反攻大陆”的先头部队编制表。
最后一行写着:预计行动时间，1955年4月15日凌晨四点。
林默涵心里一沉。4月15日，还有不到一个月。
“必须马上发出去。”他说。
吴青松点头，对阿坤说:“现在发，加急。”
阿坤坐到发报机前，戴上耳机，开始敲击电键。嘀嘀嘀，嗒嗒嗒，那些清脆的声音在狭小的地下室里回荡，像心跳，像呼吸，像无数人无声的呐喊。
林默涵站在旁边，看着阿坤的手指在电键上跳动。他知道，每一串电码，都可能决定一场战役的胜负，都可能挽救无数人的生命。
但他也知道，每一串电码，都可能暴露他们的位置。
军情局的无线电监测车，二十四小时在台北街头巡逻。一旦监测到可疑信号，十五分钟内就能锁定位置。
十五分钟。
林默涵在心里默数着时间。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
阿坤的手指还在跳动。他的额头上渗出汗水，但他没有停。
四分钟，五分钟，六分钟。
嘀嘀嘀，最后一串电码发完。阿坤摘下耳机，靠在椅背上，大口喘气。
“发出去了。”他说。
吴青松拍拍他的肩膀，没有说话。林默涵看着那张纸，看着那些已经被电波传送出去的数据，心里五味杂陈。
老赵，你听见了吗？情报发出去了。你的命，没有白丢。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警笛声。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