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得去军需处吗？”
“难。今天下午那里已经戒严了，说是清点物资。”老赵顿了顿，“但有件事很怪——清点本该是军需处和审计处一起进行，可今天只有军需处自己的人在场，审计处的人被挡在了外面。”
林默涵的手指在栏杆上轻敲。这是摩斯码的节奏：危-险-加-速。
“老赵，你马上撤离高雄。去台南，找‘布庄’的周老板，他会安排你去乡下避风头。”
“那你呢？”
“我还不能走。”林默涵望向海面，远处渔火点点，“‘台风计划’的演习坐标还没拿到，这个时候走，前面所有的牺牲都白费了。”
老赵沉默片刻，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袋：“这是我攒的一点钱，不多。你留着，万一……”
“你更需要。”林默涵把布袋推回去，“记住，如果十天内没有我的消息，就启动‘归巢’计划，所有人员转入静默。这是命令。”
老赵眼眶红了，这个五十多岁的老地下党员，经历过无数次生死，此刻却像个孩子似的用力点头。他把布袋塞进林默涵手里，转身消失在仓库的阴影中。
布袋里除了钱，还有一把钥匙——那是高雄火车站行李寄存处13号柜的钥匙。林默涵知道，柜子里放着老赵为自己准备的最后一条退路：一套日籍商人的身份文件，以及一张去花莲的船票。
他把钥匙揣进贴身口袋，那里已经有三把钥匙：一把是墨海贸易行的，一把是家中阁楼的，还有一把是台北大稻埕颜料行的备用钥匙——那是“陈文彬”的身份凭证。
每把钥匙，都是一重身份，一份责任，一道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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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九点，林默涵回到盐埕区的公寓。推开门，客厅的灯亮着，陈明月正在缝补衣服。桌上摆着两菜一汤，都用碗扣着保温。
“吃过了吗？”她头也不抬地问。
“还没。”林默涵脱掉外套，去厨房洗手。
饭菜上桌，清蒸鱼、炒青菜、蛤蜊汤，都是他爱吃的。两人默默吃饭，只有碗筷碰撞的轻微声响。
“张启明可能出事了。”林默涵突然开口。
陈明月夹菜的手顿了顿：“严重吗？”
“很严重。如果他落在军情局手里，以他的性格，撑不过三天。”
“那我们的联络点……”
“全部作废。从明天开始，启用二号联络网，你去台北找苏曼卿，让她安排你离开台湾。”
陈明月放下筷子：“我不走。”
“这是命令。”林默涵的声音很轻，但不容置疑。
“沈墨，”陈明月看着他，这是他第一次在私下场合叫他的化名，“我们当初说好的，假扮夫妻，共同工作。现在我不仅是你的掩护，更是你的同志。同志之间，没有谁命令谁先走的道理。”
林默涵想说些什么，却看见陈明月眼中坚定的光。他想起三个月前的雨夜，她腿部中弹，却硬是咬着布条让他先取子弹；想起她第一次学会发报，手指被电键磨出血泡也不吭声；想起她深夜在阁楼整理情报，困得直点头，却坚持要校对完最后一组数字。
“明月，”他改了称呼，“你知道我最怕什么吗？”
“任务失败？”
“不，”林默涵摇头，“我最怕的，是有一天要亲手把你的名字，写进牺牲同志的名单里。”
陈明月笑了，那笑容里有泪光：“那巧了，我最怕的，是有一天你的名字出现在那份名单上，而我却不在旁边。”
两人对视良久。窗外的风吹进来，带着海港特有的咸腥。远处传来轮船的汽笛声，悠长而寂寞。
“好，”林默涵终于说，“那我们一起扛。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要你先走。不是命令，是请求。”
陈明月没有回答，只是站起身，从柜子里拿出一瓶酒和两个杯子：“这是我从大陆带来的绍兴黄酒，一直没舍得喝。今晚，我们喝一杯。”
酒倒进杯中，琥珀色的液体在灯光下荡漾。两人碰杯，一饮而尽。
酒很苦，回味却甘。
“对了，”陈明月放下酒杯，从怀里掏出一张照片，“今天邮差送来的，从香港转寄。”
林默涵接过照片。那是一张黑白照，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站在天安门前，扎着羊角辫，笑得眼睛弯成月牙。照片背面，是妻子清秀的字迹：“晓棠五岁了，她说等爸爸回来，要带她去看真的海。”
他的手指抚过照片上女儿的脸，很轻，很轻，仿佛怕碰碎了这脆弱的影像。
“她很像你。”陈明月轻声说。
“眼睛像她妈妈。”林默涵把照片小心地收进衬衣口袋，贴近心口的位置。那里已经有一张照片，是女儿周岁时的模样。两张照片叠在一起，隔着时空，隔着海峡。
夜里十一点，阁楼的发报机开始工作。
林默涵戴上耳机，手指在电键上有节奏地敲击。今晚的信息很简短：“风大，船迟，货缓发。”——这是向大陆汇报“情况危急，情报传递暂缓”。
发报结束，他取出那本《唐诗三百首》，翻到王维的《相思》。在“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的旁边，用极细的铅笔写下今天的日期：1953年11月18日。然后在下面画了一道横线——这是这个月以来的第七道。
每道横线，代表一次危机的度过。
但这一次，他隐约感觉到，横线可能会画不完。
阁楼的小窗望出去，高雄的夜色深沉。港口的探照灯扫过海面，像一把利剑切开黑暗。更远处的海面上，有军舰的轮廓在移动，那是台湾海军在进行夜间训练，为即将到来的“台风计划”演习做准备。
林默涵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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