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位置上极为压抑，黯淡无光。尤其是在11月份。当地下了好几天的雨，不仅显得萧瑟，还减少了本来就不多的阳光。
“囚犯”的居住环境相当恶劣，一间不大的屋子，最多要住上十八个人！人在里面，长期处在缺氧环境下，力气全无。
在这样的环境下，“囚犯”之间互相约定绝不出卖，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不放弃希望。
哪怕这希望不在他们本人的身上。
这是一种传承的意志。余切渐渐的感觉到了。
1949年的新年，烈士们在简陋的牢房中，组织起了一场别样的“新春诗会”，在这里他们仿佛已经看到外界的大好形势，热情期待着将来的完全胜利。
古承铄在狱中创作了《入狱偶成》：
“我宣誓：
爱那些穷苦的、
流浪的、无家可归的、
衣单被薄的人民；
恨那些贪馋的、
骄横的、压榨人民的、
杀戮真理的强盗。”
他不是唯一一个人，何敬平烈士《把牢底坐穿》中道：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
我们愿，
愿把这牢底坐穿！
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
我们要把这颠倒的乾坤扭转！
我们要把这不合理的一切打翻！”
尽管身在地狱，烈士们却视死如归，而且因得知革命的胜利而欢欣鼓舞。
11月27号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果党在溃逃前夕，对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者进行了血腥大屠杀。180多名革命者遇难，这就是震惊中外的“11·27”大惨案。
马识途的大弟子罗广斌是个幸运的人物。罗广斌有个在果党做将军的哥哥，使他幸免于难，在无数次被特务刁难，对他软硬皆施后，罗广斌仍然不从，特务不敢杀他，他出狱后就与人合作创作了《红岩》这一本书。
应该说，这本书是来自于烈焰升腾下的情书，它颇具浪漫主义，而且是人类可以做到的最浪漫的事情之一。
虽然这里静悄悄，但余切仿佛已经听到了四十年前的呼唤声。
马识途为什么赠予他《红岩》书稿？恐怕是寄望于这种精神可以鼓舞到余切。
余切停在渣滓洞的围墙缺口，抚摸墙面上因阴雨天留下来的湿润青苔，他沉思良久。
到底要写一个什么样的？
在余切参观之际，《文艺报》上又刊登了钱忠书的新研究。这给了余切新的灵感。
这次研究终结了今年以来，对余切“军旅”一事的怀疑。这些怀疑主要由《当代》发起，虽然现在《当代》已经撤销朱生昌的职位，给出了态度。
但是，到底下一时代的“军旅”如何写，仍然众说纷纭。
余切在“军旅文学”发表的看法中，认为“未来的作家会融会贯通”，许多人并不能理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现在钱忠书给出了答案：“通感”。
这是他独特的见解，他把这称之为“通感”的文化观。简单来说，他认为不同文化之间应该相互交流和融合，而不是孤立和排斥。譬如传统文化应当批判性的继承和发扬，而不是彻底抛弃，或是全部捡起来。
在文学创作中，则要将那些早已有定论的题材，进行新的结合。这时，哪怕是样板戏也会爆发出精彩来。
“《潜伏》不算是军旅文学，不过可以看得出余切的创作观。它的故事结构遵循一个精妙的通俗节奏，引人入胜，而实际却探讨一个较深的问题：为何能取胜？是什么样的人得到了胜利？”
“论通俗和严肃的结合，天下无出其右。我以为这是他出彩的根本，高尚者看到了高尚，卑鄙者看到了卑鄙，女人看到了爱情，男人看到了理想！”
余切读后很有感悟。
以后世熟知的《亮剑》为例，写的作者本来是一个坦克退役士兵。因此，他写出了部队里“野性”，甚至蛮横的一面。一些人认为《亮剑》是伤痕文，一些人认为《亮剑》将“李云龙”写的无法无天得太过，已经超过了史实。
李云龙何德何能主观能动性那么大？他一奇思妙想，就能百试百灵，特种大队、精锐兵团……通通不是李云龙的一合之敌。好像他的身边就有一道主角光环，让他心想事成——一个没有文化的大老粗，凭借朴素的价值观和一身胆气，最后竟缔造了比别人大得多的功绩。
读者怎么会那么喜欢呢！
不过，如果将《亮剑》视作为一个变种版本的“厂长文”，这一切就说得通了。
“厂长”李云龙临危受命，拯救濒临破产的“独立厂”，他大胆违抗上级的任务要求，组织员工攻坚克难……
留洋归来的华人富豪楚云飞被李云龙所打动，认为他是内陆企业家的希望，听闻消息的日本人山本，也决定前来中国大展身手，和李云龙率领的独立厂一比高下……
这正是融会贯通的表现，余切用“缝合”来形容，钱忠书讲的文雅一点，说这是“文学上的通感”。
这篇文章真有些说法。他比余切还了解余切。
11月中旬，余切乘火车回京城。
这一趟行程对他很有益，他从南往北，重走了一遍自己的文学路。这一年，火车硬卧已经无需介绍信，市民可以直接购票，软卧仍然要单位介绍信。
更别说，余切乘坐的是高级软卧。
包厢内设有一张床铺、一个小书桌、一把椅子和独立厕所。在这里，余切写下了《风声》的第一句话：
“1941年春夏之交，日伪时期，月朗星疏的深更半夜，突然接踵而至地来了两干人，分别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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