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本书我很陌生。”
所有德国人都笑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机场的访谈现场仍然源源不断的有人进来。
最为受欢迎的仍然是社会性话题。顾彬谈到希望余切将来有一天，能把目光看向德语文学。
“我们德语文学有诺奖的风向标奖，毕希纳奖。而且我们不像布克奖那样封闭，只要你使用德语写作，无论你是瑞典人、奥地利人，还是中国人，你都有资格拿到这个奖项。”
他问余切：“在你看来，德国文学家的下一步是创作什么文学？”
余切站起来回答了他的话：“我认为德国和中国有相似的地方，比起个人情绪，我们更多关注这个民族的命运、时代的主题。”
顾彬感觉这番话值得深挖，他追问道：“德国每天要发生许多事，你说的是什么主题？”
余切往台下望去，猛然惊觉大厅内竟站满了人，连过道上都水泄不通。
这些德国人都用渴望的眼神看着余切，希望能得到这位“东方余”的高见。
“你们有多少人错过了航班？”余切说。
在场传来一阵喧哗声。
“错过航班了的人，请举起手。”
台下齐刷刷的举起手，乌泱泱一片。余切粗略数下来，恐怕有三四分之一的人都错过了航班。
看来，自从访谈进入到社会话题，德国人就走不动道了。
他们也喜欢看国外名人“锐评”本国现状。
余切沉默片刻，说：“如果有一种想法，赢得了你们大多数人的赞同，这就是你们的主题。”
那到底是什么主题？
余切始终没有回答。
在飞机上，和他一同回去的新化社记者问：“余教授，您说的到底是什么主题？”
“崛起。”余切说，“德意志这个民族虽然形成的晚，却吃了很多苦头，他们不停的在分分合合，始终被视为麻烦制造者。”
“德国不是已经崛起了吗？仅仅一个联邦德国，他们的经济就超过了老大哥。”
“还没有，还缺乏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比如两德统一。
余切想起一件旧事：杨振宁所在的普林斯顿，当时有很多德国来的理论物理学家。这些人年轻时曾为“德国人”的身份而自豪，不料德国先后打了一战、二战，成了过街老鼠，科学家们就不再提自己的族裔了。
有人甚至觉得“德裔”身份相当耻辱。比如杨振宁的博士导师泰勒，此人是研发氢弹的主力，之后又要求美国政府不要再开发核武器，控制氢弹数量——这种前后矛盾的举动，实际是泰勒害怕因研发武器，他的德裔身份又一次受辱。
可是，泰勒又需要研发武器，来证明他对西方世界的忠诚——他是一个对文明世界有益的人。
这很尴尬，显得泰勒十分扭曲，就和今天的德国人一样。
另一边的德国柏林，现场媒体立刻把余切的访谈刊登。机场人满为患，许多人宁可错过飞机，也要听完访谈的一幕，令许多德国读者感到震惊。
发行量比较大的《图片报》评价此事：“继拿下王妃戴安娜的爱慕后，东方余又让德国旅客为他着迷，比起家，他更像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或者是东方的一个符号性的人物。”
“他本身的存在就是话语权。就像是那些到处流传的《孙子兵法》——而实际上，孙子从未说过那些话。”
《法兰克福汇报》尝试严肃的分析余切提到的“主题”：“余教授成功预言过在今年的股灾，尽管股市又涨了回去，我们还是记得发生时的心惊肉跳。”
“我们必须严肃对待他的公开谈话，别忘了他是一个经济学家。”
“——主题？”基民盟的领导科尔也在案前看到了这些新闻，主人公是他比较熟悉的“东方余”。
近年来，东方的国际环境尤其的好，以至于诞生了一批在西方也有受众的文化人物。
一些人把这种好环境拿来润，做移民；一些人则打开了西方市场。余切就是后者，他不仅形象出挑，事业也过硬。
科尔不关注余切那些绯闻，他像英女王一样，从余切的新闻中想想，有没有什么可值得他利用的。
片刻后，他很快摇摇头：余切都不在德国了，他怎么会配合自己来宣传。
也许下次再有机会吧？——
余切回京城后受到了很大欢迎，整个旅英期间，他的主要行程都在报刊上有记载，舟山的渔民为余切写了一封感谢信，上面密密麻麻盖上了七十多个人的手印……余切笑称，“这是我最宝贵的礼物之一，我将来会把它捐出来，它只是暂时被保管在我这里。”
“余切作品研讨会”，“向余切同志学习”之类的报告更是不必多说。他已经推了又推，一些场合有重要领导参与，人家领导也想看他，也是他粉丝，他实在是推脱不了。
领导还很客气哩：“不知道余教授是不是愿意，提高一下我们的文学素养？讲讲你对拉美，对英国的理解……是有助于我们的外交工作开展的。”
余切只能说：“我当然是愿意的。”
接着，余切前往桥牌局报道，陪同他的仍然是聂伟平。
“老聂，你还在呢？你为什么老是在这？”
“好兄弟，你发达了，也不能阻止我打牌啊！”聂伟平大声道。
两人相视一笑，深深拥抱了一下。
正如这几年余切起飞的事业一样，聂伟平也在88年达到了事业的巅峰，他连续三年赢得了“中日擂台赛”的冠军，下个月，聂伟平就要被国家体委和围棋协会授予“棋圣”的称号。
这个霸道的称号，曾让聂伟平对媒体说“我焦虑得睡不着！”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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