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道：“我们现在怕了，开始讨论文学为何衰落？不如探讨，文学为何曾经兴盛到如此地步！在八十年代初，文学期刊几乎享有第一媒体的地位！我认为文学曾经像一个被放大的发声器官，满足了全社会发声的需要，它本应该是一种精英主义的产物，但它却和我们社会的冲突息息相关，使得它奇异的大众化了！”
“在我们社会变革的时期，思想大大解放，整个社会具有强烈的表达欲望。作家敏锐的捕捉到这一点并通过故事表达出来，使得文学期刊承担了远超文学应该承担的功能，作家成为不同群体的代言人。”
“然而，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何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他们只以为单纯是写得好，当他们越是钻研如何把写得好的时候，他们就越是失去了影响力。因为他们躲了起来，不再看到外面的世界。”
这一篇文章成为一篇反思文章，回答了作协主席王濛“为什么文学渐渐失去影响力”的提问。
因为作家闭门造车，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受欢迎。
余切知道了，他怀疑这是文学的本质，所以在文学开始衰落的八十年代后半段，他仍然保持有巨大的影响力。
文章写出来算是捅破了窗户纸，一时间很多作家都恍然大悟。
原来老子是代言人啊！
我是替别人说话，替别人抒发情感的，只是有时候我的情感恰好与别人相同。
他们纷纷起了《乡村教师》。然后他们发觉这太难了！你要写一个好看的，本身就是很难的，何况在这上其实有更深的含义。
《十月》的社评和余切新作一路南下，一星期后，到了金陵的《钟山》杂志社。
此时杂志社正在为前不久的“南海笔会”反思。
这场笔会虽然有诸多作家来参与，却没有什么特别出圈的作品。有点雷声大雨点小的意思，很对不起余切的祝福。
石铁生、李铎、陈建工、高兴建……也包括新人作家苏彤。这么多作家没能写一篇《未婚妻的信》，没有一篇《高山下的花环》。
水军官兵很失望。
编辑部的编辑们为此进行了严厉的自我批评。
一位编辑说：“我觉得请这些作家来，本身就错了。我不是说他们不好，而是他们没写过军旅文，很多人也没当过兵，更没上过战场，这不是他们擅长的文章。”
又一位编辑反思道：“我更觉得是我们心态出了问题！好文章本就是难得的，既要洞察力，又要执行力，还需要审美，有几个人能有这样的水平？”
“余切不就是这样的人吗？他是新现实的创始人，但你绝不能说他只是新现实作家。”
“胡说八道！那全中国作家都不要写文章了，等余切写可好？让他日写夜写，让他的文章成为样板戏，八股文……大家只看他的就行。”
苏彤听到这些话很不是滋味。
你怎么敢质疑余切呢？
难道别人写得好也是错误！这种见不得人好的家伙，就该被开除《钟山》的队伍。
性格一向内敛的他，忽然大声让其他人闭嘴！
“够了没有？！”
大家都被吓了一跳，看向苏彤。
苏彤沉声道：“我觉得首先要虚心学习。《乡村教师》歌颂在偏远地区的乡村教师们。我们从前把视角都放在学生上，放在教师身上……这篇放在了文明上，探讨起人类的延续。”
“既然是人类的延续，那自然也是中国的未来。难道不是这样吗？京城附小的学生能见到詹姆斯沃森，谈论美国标准的生物实验室，而西北宁县的学生快要读不上书，没有最新的教材可用……可以一直这样下去吗？”
这话太掷地有声，以至于所有人都沉默了。没有人敢反驳他。
苏彤又道：“但在以上的背景全都去掉后，请你们再看看这一篇。这是不是一篇好故事？是！所以我们的笔会之所以开得不好，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态度问题。既没有弄清楚为谁来创作，也没有写一个起码好看的。”
“我们方方面面都失败了！我也是失败的，我做检讨。”
沪市的《收获》杂志社，李小林抽空看了这一篇文章。
她比其他人要了解的更多一些。她知道这已经是余切第二次为了乡村教育而写，第一次是《背起爸爸去上学》。
那篇的效果很好，很质朴，但还未达到余切想要的效果，余切把稿酬都捐了，一回国立刻写下同题材的另一篇。
而且这一次更加质朴，中有很多的迭音词，如银亮亮、阴森森、颤颤地，一个小学生也能看明白。
《乡村教师》有多简单呢？
简单到可以放到《儿童报》上面了。
儿童作家郑渊洁在《童话大王》杂志上连载的很受欢迎，其中一些还不如《乡村教师》像童话。
这是不是有些过度解读呢？
并不是，仔细看下去，还有“卡嗒作响、哒哒地、叮铛声”这些拟声词，虽然中写了高维文明，却尽可能的用“太阳”、“太空”、“人类”、“宇宙”等等大众熟知的名词。
显然是余切在有意拉进和读者的距离，他不想把文章写得过于复杂。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这已经是另一个级别了！到一种随心所欲的境地。
李小林把这拿去给巴老看，巴老说：“看来余切在塞万提斯奖获奖之后，又有了成长，《收获》也应该转载这种。”
《收获》是个双月刊，这就是说，哪怕九月份、十月份再来转载，捡别人吃剩下的汤，巴老也觉得是值得的。
余切这边就发觉，目前《乡村教师》比前一篇受欢迎得多。
为什么？
因为八十年代的外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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