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没有余切就没有哈珀的赞助，没有哈珀，国外学者要减少大半。
这场大会如今有来自英、美、意、法、日等地的学者，都是各自国家的一流高校，没有一个世界级出版社来协调，是无法动员到这么多人的。
真正对东方文字感兴趣的外国研究者很少，他们都是拿钱办事，拿钱说话。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站出来反对余切的一共有三个人，都是安阳本地殷墟研究院的研究员。
他们不相信一个美国书商，可以完全听从余切的话，只围着他打转。
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见识短浅，还因为在国内，出版社始终和作家的地位是失衡的。
任你是齐天大圣，你也得靠出版社给你调纸浆，给你出书才行。
更何况是大洋彼岸的美国书商？
这是不可能的！
“你们为什么要怕余切？”
一位研究员大着胆子说。
“他管不了美国人，美国人也不会听他的！再说了，今天他能逼大家站队，明天就能要求把讨论会的成果，戴在他的脑袋上，那我们到底还有什么意义？明年还能不能开大会？”
此话一出，事情就不可能善了。
周顾成叹息着摇头，而胡后宣道：“在大会中发表‘追回甲骨文碎片’的事情，昨晚上我们几个商量过。抛出来是为了听大家的意见，我个人是完全赞同余切的。”
“有什么不同的见解，可以来问我。我们不要上升到人身攻击上。”
胡后宣还是想再劝一下。
可惜余切已经不答应了。他道：“我最烦这种‘破坏友谊’的说法，你在你自己的主场，都不愿意发声，难道能在纽约、在东京……在别人的地盘上发声？”
他一说到国外的发达城市，那几个研究员都露出憧憬的目光。
余切忽然明白了！
如今国际交流的项目是很少的，政府也十分支持。
许多研究员渴望通过访外领到津贴，也提高自己的职级待遇，这是他们的切身利益。所以，他们渴望和国外教授建立起私人关系，几乎不可能主动来批评这些外国人。
余切便成了那种破坏分子。
利益！
说到底，还是这两个字啊。
84年在东京，诗人蒋海澄出尽了洋相。正是因为他当时囊中羞涩，有前妻和新老婆要养，他需要多次前去日本拿津贴。这一个曾写出过“大堰河，是我的保姆”的爱国作家，却在文章中，把日本的一家居酒屋形容为人间天堂。
余切向前一步，看向那几个人道：“你不会还在做将来去美国访问的美梦吧？”
这几个人都愣了。
余切没有生气，而是用一种陈述事实的口吻，冷冷道：“别的我不好说，通过此次大会去美国是不可能了。我说的。”
《十月》的编辑陈东杰记录了这件事情。
他当晚在自己的纪实报告中写：
有几位本地的研究员和余切爆发了口角，他们怀疑余切对哈珀的影响力。情况迅速变得水火不容起来，其他人劝解也没什么用。
周顾成是老前辈，他开口后，我怀疑反对者后悔了，但余切不愿意放过他们。
他们看过《东风压倒西风》吗？
我是看过的，那个纪录片刷新了我对美国的认知。
对于余切的影响力怎么样？我也是如梦里看花，国内我当然很了解，可是在国外……我总是在传闻中听得很夸张，但总有一些不相信。
我已经看过《东风压倒西风》好多遍，可我仍然不能相信。
……
一夜过去，众人很快就看到哈珀的态度。
《东风压倒西风》的事情重现了。
哈珀立刻发了声明：
那三个人必须于24小时内离开大会，否则哈珀会迅速撤资。以后的甲骨文大会，也甭想他们再来发赞助。
三位研究员没想到反对这么迅速，找了甲骨文研究室（后升为研究所）的副院长说和。几人还请了个翻译，努力用英文说：“甲骨文大会，应当是一场学术性质的会议，我们的目的很崇高，我们是为友谊而来。学术是纯粹的，不应当被一两个人操控和影响！”
只见到接待他们的是一个美国高管，这人却说出了一口汉语：
“学术讨论从来不简单。在我理解中，胡先生是实际执行人，而余先生是创始者，他们两个都同意了，我们怎么会反对他们？”
这不对啊！
不是说，美国人特别讲究规矩。做起研究来，也很注重流程和研究员权益的吗？
你是不是美国人啊？
一个研究员道：“余切没什么规矩的！你搞没搞清楚，他们几个临时给大会增加了一个议题……虽然看上去是民主投票，实际上是他们的一言堂，我们是不能反对他们的！只有你们才能反对他们！”
这个高管说：“你恰恰说错了。余先生是有规矩的，他的话就是规矩，没规矩的是你们！你们不能来找我，因为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这是一句圣经新约的俗语，在这里划分了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的边界。
什么狗屁上帝和恺撒！
研究员听不懂，怒道：“我们是无神论的国家，安阳没有上帝。”
这个高管笑了：“但你们却有一个活着的‘恺撒’！”
几人当然吃了闭门羹，方才后悔不已。
这些美国佬，竟然用恺撒来形容余切。
恺撒是什么人？
暴君啊，听不得别人的意见！他们这样惯着余切！
发达国家的出版市场，常常诞生那种“保姆一样”的服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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