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了，在我们国内并不怎么报道这个人。”
“这和宗教有什么关系？”木青说。
“因为这个构图就出自基督教。上帝和亚当的手指相接，象征着上帝将生命和智慧传递给了人类。在这里面，我是上帝，马尔克斯是一个哥伦比亚人，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是这个。”
余切说：“因为没有我，哥伦比亚人将一无所知。”
震撼爆发在这个房间内，静悄悄的。
“在这里面，我是上帝。”
余切就把这种话说出口了，他没有狂妄，也没有窃喜，反而是很理性的分析，而这代表最深层次的骄傲。
这也是刘祥成想二十四小时跟着余切的原因，他就是为了等到这样一句话。
简直是文学圣经。
可惜，刘祥成应该是听不到这句话了。
随后余切还分析“病床的黄毯子看上去像是裹尸布，耶稣在十字架被钉死之后，复活前就是靠这东西下葬的，这是个圣遗物。你看看这毯子像不像？”
“所以这个华人摄影师那一刻其实想到很多，他凭本能的零点几秒拍下这一张照片，是不是很厉害？”
你真以为《时代周刊》的首席摄影师，几乎拍摄了整个中国八十到九十年代的人，是一个无名之辈？
这怎么可能？
余切当然也很喜欢刘祥成。
海明威那些装逼照片是他拿美图秀秀自拍的吗？
酒好也怕巷子深啊！
这事儿深深的打击到了木青，作为通讯社的元老，他开始发觉自己在业务上的短处：他的新闻稿，在西方世界中几乎是没有传播力的。
你连看都看不懂别人的妙处，你哪里能青出于蓝呢？
而余切是个博古通今的人，他知识杂得不可思议，这是余切为何在西方受欢迎吗？
纪录片播出后，怕是要引起热议了吧！
《东风压倒西风》开了个小会，会上经过众人讨论，他们决定，像美国人一样，为纪录片进行带有自己主观意愿的创作。
他们创造了又一个第一次。这在之前是不常见的。
纪录片应当倾向于事实，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样讲一个故事，而现在这个摄制组决定这么干。
至于那些数百小时的视频资料，那是不带主观想法的，留给后人的智慧去判断吧。
你也可以用这些资料，讲讲你眼中的余切。
主题是什么？
受到美国熏陶的海归编辑，只觉得“我是上帝”这句话振聋发聩，满脑子都是余切的声音。
但这毕竟是面向国内的纪录片，最终他们决定把余切塑造为“英雄”。
说实话这很常见，但已经是突破性的一步。
随后，余切就发现，摄制组更多的关注自己在哥伦比亚的经历，甚至希望余切能扮演一下自己，把当初的事情演出来。
而且，摄制组经常问美国作家“怎么看待余切”这种问题，得到一个满意的回答后，就把这段放在纪录片中。
他们开始有针对性的拍摄。
余切说：“你们有点脸盲，我看到一个美国作家，被抓着问了三次，每次他说了一样的话。”
“他是夸我们中国作家的嘛？”木青说。
“当然了，他难道能不夸？我在这呢。”余切道。
“这就够了，多来点，我们中国观众爱看。”
自带干粮的摄影师刘祥成也在余切的旁边，他和央台的摄制组有过一些交流。刘祥成恍然大悟：“你们在学我，你们想搞创作，但是没关系，中国人早应该学了，这是新闻业的改开大计，中国新闻要和世界接轨！那些教科书早就过时了！”
摄制组很多人因此觉得，《时代周刊》这个华人摄影师对母国仍然有感情。
有人想把余切说的那句话告诉他：在这里面，我是上帝。
如果这个华人能知道这句话，他该多么激动？他能用摄像机创作出什么故事？
可惜他永远不可能知道！
最后没有人告诉刘祥成余切这句话。
十月，中国内地在过国庆节，真是普天同庆。
这一年首都第一次出现广场花坛。在天安门的广场，围绕当年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设计和布置出一个巨大的花坛供市民欣赏，这个活动持续了数十年。
而在1986年，这一年的花坛景观是“天安丽日”。景观共用花10万盆，广场中央建起直径60米，高3米的以大松柏为主景的大花坛。
6个巨大的花瓣开花坛由中心向外辐射，以及各色月季，名贵的观赏鱼和观果植物……他们共同构筑出了巨大的献礼。
“这真美啊！”余切在报纸上看到这一幕。
他忍不住鼻子一酸。
现在中国，开始越来越接近于余切小时候的样子，那个九十年代的鲜活日子。至少在京城这些大都市已经是这样。
曾经的粮票、三大件已经更新；取而代之的是下海、市场。
央台的摄制组仍然余切旁边，他们拍到了这一幕。木青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想家了吧？”
余切点头：“我四月份来的，现在已经过去六个月。”
其实已经过去很多年。
余切上一辈子还是个研究生的时候，曾在首都看过国庆的大花坛，还献过花。在大会堂，在历史博物馆，在纪念碑的中山画像处……诸多地方都有市民献上的鲜花，他也为伟人献过花。
很快，另一则消息更让余切感动。
燕大的学生们，为了庆祝余切在西语文学上获得的成就，以及“新现实社团社长”传奇的死里逃生。他们在燕大的未名湖，摆放绵延数十米的黄色花朵。
这些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