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中的税基，可惜关中初定，清不得。
至少等到中原大定。
在关中麦收的喜悦之后，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了百姓面前，如何将坚硬的小麦变为饭羹？
与易于脱壳蒸煮的粟米不同，小麦的加工要繁琐得多。
好在这一点朝廷早有准备。
早在去年夏日，关中初定，丞相便已从陇右等地，以高薪征募了一百余名石匠，专门制造石磨。
至今年五月，设在长安脚下渭水之滨的官营匠作石坊，已昼夜不停制出石磨四千余具。
在司工主事马钧主持下，匠作监还于郑国渠、成国渠、漕渠等水流丰沛处建造了几十座水磨坊，供周围府兵、农庄百姓使用。
磨坊在这年头，相当于一座流水线工厂，是大家族的重资产，财富的象征，如今这些水磨坊，连同那些依靠官牛、官驴驱动的畜力磨坊，大多设在了各处集体农庄及麦作区，是为大汉官营磨坊。
百姓们可将自家收获的麦子送至磨坊，以麦子或麦糠向坊吏支付少许加工费，便能磨麦成粉。
而为了在引领风气的官吏及豪强富户间推广麦食，进而带动整个关中饮食结构的转变，
朝廷早在去岁还都长安后，便以官营的形式，在长安东西两市开设了数家专营面食的食肆。
这些食肆售卖之物，对于此时的关中堪称新奇。
暄软香甜的白面馒头，皮厚馅大的肉包，劲道的汤饼（面条），烙得两面焦黄的麦饼……种种色香味俱全的麦面迅速便征服了往来长安的豪商巨贾、世家子弟。
他们何曾想过，这些植于凉陇，素来难以下咽的麦子，竟能化作如此珍馐？
不过半年光景，往来皇商食肆，品尝一碗热腾腾的汤饼，或几只白胖的包子馒头，便已成为京兆豪富及商贾间一种新的风尚。
甚至不少军中将领、鹰扬府兵，在领了赏赐或休沐之日，也愿意跑趟长安，挤在食肆里，就为吃上一碗扎实的汤饼，几个油汪汪的肉包子，大呼过瘾。
其中，那开花馒头因制作工艺最为复杂，色泽雪白，形态美观，每日限量供应几十份，直接价比金帛，成为身份与财力的象征。
这股食麦面的风潮，自然也影响到了家中本就拥有田庄、坞堡的豪强大户。
去年十月，他们眼见朝廷在大力推广种麦之事，便也跟风在自家水浇地旁种了不少。
今岁麦收后，一些眼光敏锐的豪强大宗，便开始效仿官家，在自家庄园临近溪流处兴建小型水磨，或购置大型畜力石磨。
这些磨坊不仅是加工自家产的麦子，同样做起了替人磨面、乃至直接售卖精面的生意。
磨面的技艺，也在需求驱动下开始了发展。
有经验的磨工开始通过控制磨眼进料的速度，让麦粒在磨齿间得到更充分的研磨和剪切，使得韧性较强的麸皮尽可能形成大片，而麦实则被磨成细粉。
匠人又制作了不同细密的罗。
罗底或用细纱、马尾，甚至丝绸制成，将磨碎的麦子倒入罗中，反复摇筛。
最细腻、最雪白的头罗面，透过罗底落下，便是豪富之家争相求购的上等精粉，价格不菲。
筛剩下的麸皮碎片再次回磨，再次过罗，得到次一等的二罗面、三罗面，颜色渐次加深，麸皮含量也更高些，价格则逐级下降。
最后剩余的纯粹麸皮，则多用作牲畜饲料，或流入市场，成为贫苦百姓果腹之物。
精面制成的肉饼、汤饼、蒸饼，其口感滋味，远非粗糙的粟米饭、麦饭所能比拟。
味蕾的享受是最直接的驱动力，巨大的需求催生了市场，开始有豪强大户于长安设立食肆，朝廷见此，也乐得放手，不与民争利。
只要向市掾吏缴纳一笔定额的市租，取得许可，便可合法在长安经营面食食肆。
于是，短短一年间，长安城内，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了数十家大大小小的面馆、饼铺，市面为之愈发热闹繁华。
今年麦收之后，那些自家田庄未曾种麦，或是种了仍觉不足的富户豪商，纷纷遣人携粟米前往各农庄，希望能够换购新麦。
起初，兑换比率颇为混乱，有一石粟换一石麦的，也有一石二斗粟换一石麦的，甚至还有部分奸商跟少许吃不惯麦子的百姓以低价换麦。
混乱持续了不到半月，左冯翊太守郭攸之与临晋令陈祗便会商定下了章程，通令各农庄：
凡以粟易麦者，须依一石六斗粟米换一石麦的官定比率方予交易，否则不予兑换。
此令一出，那些意图低价收购的商贾固然怨声载道。
但掂量一番后，大多数人还是接受了这个价格。
无他，若是要从相对安稳、麦作更为普及的陇右地区千里迢迢运麦至关中，其间人力、物力、损耗折算下来，成本远不止一石六斗粟。
官定比率虽高，却省去了转运的麻烦与风险，且能立刻得到关中本地出产的新麦，算来仍是划算，而百姓也因此得到了更多的口粮，自然也乐得兑换，更盼着十月继续种麦。
而就在关中大地沉浸于夏收夏种的忙碌与喜悦之时，来自东南方向的流民，一开始三三两两、最后成群结队地来到了关中。
毫无疑问，这群饥民来自受蝗祸蹂躏的武关周边。
一开始，他们沿着均水河谷挣扎着向北，进入伏牛山层峦迭嶂，期望能在山里找到一线生机。
武关守将王凌见此无能为力，虽明知这批饥民可能流入关中，亦是不加阻拦。
据说初离乡井时尚有七八千人，然而饥饿、疾病、劳累以及山林险阻等种种原因，待他们走出商山古道抵达商雒，只剩三千余人。
镇守商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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