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第一次找我谈话，问了我什么？”
买家峻靠在墙上，回忆了片刻。“我问你，沪杭新城的干部队伍，到底烂到了什么程度。”
“你知道我当时想怎么回答你吗？”
“怎么回答？”
“我想说——烂透了。从根上烂的。”常军仁的声音忽然变得很清晰，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可我没说。因为我是组织部长。组织部长不能跟一个新来的副书记说这种话。组织部长只能说，我们在调查，我们在整顿，我们会处理。可我知道，那些话都是屁话。我们调查了多少年？整顿了多少年？处理了多少人？解宝华——我今天跟你说句难听的，他在常委会上骂你的时候，他办公室的抽屉里就塞着一张杨树鹏送的金卡。那张金卡我见过，不是我亲手查出来的，是他有一次喝醉了，自己拿出来显摆。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说，‘老常你看，这东西值六十万。你一辈子工资都买不起。可我一句话，就有人送。’他就那么说的。笑着说的。我当时就想，这个人完了。不是他一个人完了，是这个组织在他身上完了。”
买家峻握着电话，没有说话。
“可你说了一句话。”常军仁的声音忽然变轻了，轻得像在自言自语，“你说，烂透了也得治。病入膏肓也得救。因为老百姓不管你的组织烂没烂，他们只管自己的房子能不能住，孩子能不能上学，看病能不能报销。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到沪杭新城还不到一个月。我当时想，这个人要么是傻子，要么是条汉子。”
“后来呢？”
“后来我知道你不是傻子。”
常军仁笑了一声。买家峻从来没有听过他笑。那个笑声很短，很轻，但他听到了。不是客套的笑，不是苦笑，是一种——怎么说呢，像是冬天里冻了很久的人忽然喝了一口热汤，烫了舌头，但那口热劲儿顺着喉咙一直暖到胃里。
“老常。”买家峻换了一只手拿电话，“那份名单，我已经交给纪检了。”
“我知道。老赵跟我通了气。”
“老赵说，你等这一天，等了六年。”
电话那头忽然安静了。买家峻等了一会儿，以为是信号断了，把手机从耳边拿开看了看屏幕，还在通话中。他又贴回去。然后他听到了一个声音。
不是哭声，不是笑声。是呼吸声。很重，很慢，每一次吸气和呼气之间隔了很长时间，像是在把什么东西压下去，一点一点地，用力地压下去。
“六年。”常军仁说。
他顿了一下。
“老买，我跟你说个事。这六年里，我写过四份辞职报告。四份。一份锁在办公室抽屉里，一份放在书房的抽屉里，还有两份，撕了。每次写完，我就想，算了，不干了。干不动了。可每次第二天早上走到政府大院门口，看见那些来办事的老百姓蹲在门口啃馒头，我就又走进去。不为别的——就为那些蹲在门口啃馒头的人。我知道我帮不了所有人。可哪怕能帮一个，哪怕一个——这六年也不算白熬。”
买家峻靠在墙上，仰起头。路灯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长长的一条。
“不止一个。”他说。
“什么？”
“你帮了不止一个。十九个害群之马，你一个一个查出来的。接下来还有更多。每一个被你揪出来的人，背后都是一群被你救了的人。那些被你救了的人不会知道你的名字，但他们能住上好房子，孩子能上好学校，生病能报销。他们不会说谢谢常部长，但他们会在心里记着——这个政府，还有好人。”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很久。
“老买。我干了三十年干部工作，提拔过很多人，也处理过很多人。可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种话。”他停了一下，“谢谢你。”
“不用谢我。谢你自己。”
“不，你不明白。我不是谢你夸我。我是谢你——让我觉得这六年，值了。”
买家峻站直了身子。他听见远处传来一声公鸡的啼鸣，接着是第二声，第三声。天边从深黑变成了深蓝，又从深蓝变成了一层薄薄的灰白，像是有人在东方的地平线上轻轻地撕开了一道口子。
天要亮了。
“老常。天亮了以后，还有硬仗要打。督导组今天下午到。解迎宾那边的审讯还得加大力度。杨树鹏还没落网，花絮倩提供的证据需要专案组连夜核实。还有你的汇报材料——别改了，你写得够好了。现在去睡一会儿。”
“你呢？”
“我不睡了。我回办公室洗把脸，把材料再过一遍。你记着，等新城的安置房全部完工，等最后一个住户拿到钥匙，等所有的事情都尘埃落定那天——”
“怎么样？”
“咱俩找个路边摊，吃碗面。我请你。加两个蛋。”
常军仁笑了。这回是真笑，不是那种又短又轻的，是哈哈的笑，笑得很大声，震得话筒都有点破音。
“好。加两个蛋。再加一盘花生米。”
“行。花生米。说定了。”
买家峻挂了电话，把手机放进裤兜，沿着原路往回走。巷子口那家早餐店的卷帘门已经拉开了，老板娘正在门口支煤炉。煤烟呛人，她一边咳嗽一边扇扇子，扇得火星子四处飞溅。她看见买家峻从巷子里走出来，愣了一下，大概在想这人大半夜的不睡觉在外面晃什么。
“这么早？”她冲买家峻喊了一声。
“是啊。睡不着。”
“吃碗面再走？头汤面，最香了。”
买家峻站住了。他抬头看了看天色——六点差一刻。督导组的见面会是下午三点，还有九个小时。九个小时够他把材料再过两遍，够他去医院看一眼那个查出绝症的老民工，够他去安置房工地上转一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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