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七栋二单元，一百二十平米，楼层不清楚，但买家峻也不需要进去。他只需要在这片地方转一圈，让该看见的人看见。
车里，秘书小心翼翼地问他：“买市长，咱们这是……”
“随便转转。”买家峻说，“看看新城的面貌。”
秘书不敢再问了。他跟着买家峻也有几个月了，知道这位领导的脾气。话不多，但每一句都有用。看着不动声色，其实心里比谁都清楚。秘书有时候觉得，自己跟在买家峻身边，不像秘书，倒像是个揣着明白装糊涂的观众，看着一场自己看不懂的戏。
转完一圈，买家峻让司机开回市政府。车刚进大院，他的手机就响了。
号码不认识。但那个沙沙的声音，他认得。
“买市长。”
买家峻没说话。
“您今天去的地方不少啊。”
买家峻还是没说话。
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笑了一声。笑声很短，像刀刃在砂纸上刮了一下。
“有人让我转告您一句话。沪杭新城的水深，您蹚不起。识相的话，有些地方少去，有些人少见。这对大家都好。”
电话挂了。
买家峻把手机从耳边拿开，看了一眼屏幕上那个号码。跟上次那个不一样。上次是境外的虚拟号码，这次是本地的一个手机号。他记下了这个号码，然后把手机放回口袋里，神色如常地下了车。
秘书什么都没听见，只觉得买市长的脸色好像比上车前白了一点。
下午三点，买家峻的办公室门被敲响了。
进来的是韦伯仁。
市委一秘韦伯仁，解宝华的左膀右臂，沪杭新城大院里公认的“不倒翁”。他四十出头，戴一副金丝眼镜，头发永远梳得一丝不苟，衬衫领口永远雪白。说话不快不慢，见谁都笑眯眯的，谁也不得罪。这种人放在任何一个单位，都能活得很滋润。
可今天他进来的时候，买家峻发现他的笑容底下藏着东西。
不是笑里藏刀的那种藏，是怕。
韦伯仁反手把门关上，还特意看了一眼门锁，确认关严了。这个动作很小，但买家峻看在了眼里。
“买市长，打扰您几分钟。”
“坐。”
韦伯仁在沙发上坐下，只坐了半边屁股。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放在茶几上。文件是最普通的A4纸打印的，上面盖着市委办的公章，内容是关于下一次市委常委会的议题安排。
可他把文件放下之后，手指在文件上轻轻敲了三下。
然后他把文件往前推了推。
买家峻拿起文件，翻开。里面夹着一张对折的纸条，巴掌大小，是从那种最便宜的笔记本上撕下来的，边角都不齐。纸条上只写了四个字，字迹潦草，看得出写的时候很匆忙。
“今晚八点。”
后面跟着一个地址。城西老城区的一条巷子，买家峻有点印象，那一带都是八十年代建的筒子楼，住的都是新城最早的拆迁户。
他抬起头，韦伯仁已经站起来了。
“买市长，议题安排您看一下，有什么意见随时跟我说。”他说话的声音很正常，脸上又挂上了那个标准的微笑。然后他拉开门，走了出去，走的时候还跟走廊里路过的人打了个招呼，声音洪亮得很。
买家峻把纸条攥在手心里。纸很薄，被他手心的汗洇湿了一点，墨迹微微洇开。
他知道这是韦伯仁在约他。
为什么是韦伯仁？他不是解宝华的人吗？
买家峻想起常军仁说的那句话。韦伯仁本质不坏，是被架在火上烤的时间太长了。他把纸条上的地址又看了一遍，然后划了根火柴，把纸条烧了。灰烬落进烟灰缸里，他用手指碾碎，跟烟灰混在一起，再也分不出来。
晚上八点，雨终于停了。
买家峻没有带司机，也没有带秘书。他从市政府后门出去，拦了一辆出租车，报了那个地址。出租车司机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听口音是本地人，一路上絮絮叨叨地跟他聊天，说这雨下了快一个礼拜了，再不停，城西那片老房子怕是要淹。买家峻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眼睛一直看着车窗外。
路灯一盏一盏地往后退。新城的高楼渐渐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灰暗的筒子楼，楼与楼之间拉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像蛛网一样罩在头顶上。路也窄了，坑坑洼洼的，出租车颠得厉害。
司机把他放在巷子口。巷子很窄，两边是老楼的墙壁，墙皮剥落了，露出里面暗红色的砖。墙上刷着大大的“拆”字，白漆写的，圈在一个圆圈里，在路灯下显得格外刺眼。
买家峻走进巷子。巷子深处有一盏昏黄的路灯，灯下站着一个人。
韦伯仁。
他换了一身便装，深色的夹克，领子竖着，把半张脸都遮住了。眼镜还是那副金丝眼镜，镜片反射着路灯的光，看不清眼睛里的表情。
“买市长，您来了。”
买家峻在他面前站定：“你叫我来，想说什么？”
韦伯仁没有马上回答。他从兜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叼在嘴上，又递了一根给买家峻。买家峻不抽烟，但这回接了。两个人就在那盏昏黄的路灯下，一人叼着一根烟，像两个接头的地下工作者。
韦伯仁深吸了一口，烟雾从他鼻子里喷出来，被夜风一吹就散了。
“买市长，我韦伯仁不是什么好人。”他开口了，声音很低，“我在解宝华手底下干了八年。八年里，经我手替他办的事，有白的，有黑的，也有灰的。您要查，查到最后，我跑不了。”
买家峻没说话，等着他往下说。
“但我不是来求您放我一马的。”韦伯仁又吸了一口烟，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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