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嘞！”师傅响亮地应了一声，手上动作却完全变了样。
他狠狠舀了一大勺油光水亮的红烧豆腐。
似乎觉得还不够。
又特意从旁边炖得软烂的大锅菜里，用特制的长筷子准地挑拣出几块肥瘦相间、色泽诱人的五花肉，盖在豆腐上。
然后，他又夹起了满满一大把翠绿的清炒时蔬放入碗里，几乎堆出了碗沿。
最后，他才象征性地扣了一勺米饭。
整个动作麻利又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慷慨，那沉甸甸的粗瓷大碗递出来时，菜和肉几乎把米饭完全淹没了。
“书记，您拿好！不够再来添！”师傅憨厚地笑着，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
江昭宁看着这碗远超分量的“工作餐”，心中五味杂陈。
他没有推辞，只是郑重地点点头：“谢谢师傅。”
他端着这碗滚烫的、充满烟火气的饭菜，目光在略显拥挤的大厅里搜寻着。
最终，他在角落里一张已经坐了三个人的长条桌旁找到了空位。
那三人，看穿着像是市政维修队的工人，工作服上沾着油污和尘土。
他们正埋头大口扒饭，低声谈论着上午修下水道遇到的麻烦事。
“这儿有人吗？”江昭宁问。
三个工人抬起头，看清问话的人是谁，瞬间都僵住了。
一个年纪稍大的工人嘴里的饭都忘了咽下去，半张着嘴，呆愣愣地看着他。
另一个年轻些的，手一抖，筷子差点掉在桌上。
第三个则下意识地用手背擦了擦嘴角的油渍，显得有些局促。
“没……没人！”
“书记您坐！您坐！”年纪大的工人终于反应过来，慌忙地往里挪了挪凳子，还用手使劲抹了抹桌面。
江昭宁坦然坐下，将沉重的粗瓷碗放在桌上。
他拿起筷子，夹起一块浸透了汤汁的豆腐送入口中。
豆腐的温热、豆香和酱汁的咸鲜混合着，质朴而踏实。
他扒了一口米饭，又夹起一根青菜。
周围一片奇异的安静。
附近几张桌子的人，目光都似有似无地瞟向这个角落。
那三个工人更是拘谨，埋头小口吃着，几乎不敢发出咀嚼声。
“师傅，”江昭宁主动打破了沉默，问那个年纪大的工人，“听你们刚才说下水道？”
“是哪个路段又堵了？”
工人愣了一下，随即脸上显出激动和诉说的欲望：“就是……就是城西老街口那儿！”
“书记，您是不知道，那地方老管道细，油污又多，三天两头堵！”
“今天上午我们刚清完，一车一车的油泥啊，臭得熏人！”
“可这治标不治本啊！”
他打开了话匣子，旁边的同伴也忍不住补充起细节。
江昭宁认真地听着，不时询问几句，还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记事本，简单记下了地点和问题关键。
工人们看他如此认真对待，最初的拘谨渐渐消散，话也多了起来，开始七嘴八舌地说起其他一些市政设施的毛病。
这张角落里的桌子，气氛竟意外地变得融洽起来。
当江昭宁吃完最后一口饭，放下筷子时。
三个工人早已吃完，却一直没走，似乎等着他。
那个年纪大的老工人，看着江昭宁空了的碗，搓着手，脸上带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慨，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江昭宁耳中：“书记……您这饭，吃得实在。”
江昭宁抬头，对上老工人那双被生活磨砺得有些浑浊却异常真诚的眼睛。
他没有说什么豪言壮语，只是用力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
他端起碗筷，走向回收处。
身后，那三个工人注视着他背影的目光，充满了某种难以言喻的暖意和力量。
下午，江昭宁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
他拿起桌上的固定电话，拨通了刘志刚的内线号码。
电话接通，江昭宁的声音在寂静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清晰：“刘主任，明天一早，通知住建局、城投公司、财政局负责人，还有分管城建的周正平副县长，九点整，到城西老街口现场开会。”
挂了电话后。
他又打了一个电话给王涛。
“王涛，”江昭宁的声音不高，却像淬了冰的钢刀，“那个‘常委餐厅’，”他刻意顿了顿，让这四个字在寂静里发酵出它应有的分量，“你立刻向刘县长请示——如要继续保留，可以。”
“只是，我不会去吃。”
最后几个字，他说得缓慢而清晰，像一枚枚钉子被稳稳地钉进木头里。
“如果刘县长同意我的意见的话，”他语调骤然转冷，斩钉截铁，“立刻停止使用！”
“所有购置的高档餐具、电器，一件不落，登记造册，全部封存。”
“钥匙，”他再次停顿，加重语气，“明天上班前，必须放到我办公桌上。”
电话那头陷入一片死寂。
这沉默并非真空，仿佛能听见电流的嘶嘶声和王涛骤然变得粗重却极力压抑的呼吸。
时间被这沉默拉得粘稠而漫长。
终于，几秒钟后，才传来王涛的声音，那声音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和巨大的迟疑：“……好的，书记。”
“我……我马上去办。”
放下电话，江昭宁没有动。
指尖无意识地、极轻微地敲击着冰凉的办公桌面。
他几乎能看见王涛放下电话后那张瞬间失了血色的脸。
也能清晰地描摹出他如何硬着头皮、步履沉重地走向刘世廷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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