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上的“皇汉”吗？
仔细想想，皇汉出现似乎也很正常。
儒家本身也不是反对开疆拓土，只是反对浪费国力开拓无用的土地，反对消耗的战争。
而隆庆年间的几场动兵，大明都是获得了好处的。
这样的情况下，皇汉思想冒头也是非常正常的。
而且如今的大明军，确实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军队了，手中有了利刃，自然就想要杀敌了。
苏泽问道：
“销量如何？民间反响如何？”
罗万化说道：
“这次《新君子报》的销量大增，但是读书人之中还是抨击的声音多一点。”
“但是京师普通百姓倒是很喜欢《新君子报》的说法，已经有人喊出恢复汉唐盛世的口号，听说《新君子报》还专门加印了汉唐的地图，销量也相当不错。”
好家伙，《新君子报》也是玩明白了。
苏泽放下《新君子报》，又看向《新乐府报》。
看完后，苏泽的脸色凝重起来。
这是一份很有深度的文章，笔名“心隐”，苏泽自然知道这是创办《新乐府报》的何心隐亲自写的文章。
文章分析了西南土司制度的问题。
文章认为，明初对于土司的优待，是导致西南一直不安定的原因。
明初的土司都是要纳税的。
但是从明代中期开始，朝廷为了优免土司，经常优免偏远地区的土司贡税。
结果就是这些不纳税的土司越来越多，而地方官府衙门的开销越来越大。
如此一来，地方官府的苛捐杂税也越来越多，汉地的百姓则开始向土司控制的地区逃亡！
何心隐在报纸上指出，正是这种不公平的税收制度，才导致了西南问题此起彼伏，始终难以断绝。
苏泽又看到下文。
“夫民之纳税于朝廷，犹契券之交换也。”
“百姓输纳赋税钱粮，其核心所求，非徒然供奉，实为换取朝廷及其所置官府应尽之责：护佑疆土、维系秩序、开浚水利、赈济灾荒，乃至兴教化、利耕桑，使黎庶安居乐业。此即社稷存续之根本契约。”
好家伙，这不是社会契约论吗？
紧接着，何心隐用这套理论来分析西南的局势。
“然观西南困局，其弊根源便在于此‘契约’失衡崩坏！”
“朝廷对土司封地屡开优免，彼等不纳钱粮贡赋，独享其土之利，坐拥其民，俨若化外之邦。”
“而官府衙门之耗用日增，无以弥补，则加倍苛求于所辖之汉地民户，丁银、徭役、杂捐迭床架屋，赋如山岳。”
“如此税赋不均，轻徭厚此而苛重薄彼，岂是‘契’之本义？民非痴愚，焉能不察其深？赋税本为换取生存之资与庇佑之盾，今盾既残，资反成枷，黎民何以能安？何以能信朝廷之‘约’？”
“故百姓无奈，惟有以足为尺，以身为权。其‘票’不必诉于衙门，其‘择’不必陈于奏牍。彼等眼见土司封地或无朝廷苛索，虽有土司之制，或得喘息之机，离乡背井，遁入土司之地以避沉疴之赋。”
好家伙，看完之后，苏泽放下报纸，揉着太阳穴，他似乎明白了，成子学的事情大概是怎么回事了。
苏泽想了想，又再次掏出一本空白奏疏。
其实这也是苏泽一直以来想要做的事情。
大明对于地方上高级官员的处理，实在是太过于随意了。
当然，这也是帝制时代的特点。
但是大明已经建立了一套非常规范的官员任职体系了，却在免职和惩处上依然落后。
最典型的就是官员被弹劾后。
如果是皇帝亲近的官员，皇帝会驳回弹劾的奏疏，甚至反过来惩罚弹劾的官员。
而有的倒霉官员，如果正好在皇帝的气头上，一被弹劾就会被皇帝立刻惩处。
还有一部分官员经常被弹劾，只能自请辞职归乡。
所以苏泽这份奏疏的内容，就是规范地方高级官员弹劾后的流程。
苏泽列举了如今大明监察体系的几个问题：
首先是“监察未循常例，仓促致罪状难明。”
对于外任官员的弹劾往往过于仓促，很难将事实调查清楚，很多都是对官员个人品格的攻击，而不是对官员能力和政绩的评判。
第二个就是“大员无自辩之途，民心与圣断相悖。”
苏泽这里也举了胡宗宪的例子，当年胡宗宪被处死的时候，浙江地方百姓都来求情，但是嘉靖皇帝依然处理了胡宗宪，至今浙江依然有胡宗宪的祠堂祭祀。
而胡宗宪到死也没有获得自辨的机会，这样严重的损伤了朝廷的威信。
所以苏泽提出，对于地方上高级官员，应该允许他们上书自辨.
第三个就是“惩处未昭法理，遗患地方承弊。”
苏泽奏疏中写出，大明对于很多大员的处理往往含糊不清。
有的是命令自己辞职，有的是被朝廷严惩，这些处理结果，让地方官场十分的混乱。
一旦有地方大员出现变动，地方上往往胡乱猜想，造成官场的混乱。
而有些官员明明是正常去任，却被谣传成朝廷的惩罚，又让官员自身的威望蒙羞。
所以苏泽建议建立完善的外任官员监察体系：
“定大员受劾程序：凡三品及以上者被劾，都察院须移文该员，限旬日内具疏自辩，并将辩词附入案卷。”
“设三方核验制：除御史举证外，应由户部调会计录、该省按察司协查实证，三司文书齐备方定谳。”
“明示处置结论：无论罢黜或留任，均需明诏昭示罪状或冤屈，禁「含糊致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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