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科十三道联名上书，通政司中几乎都被奏疏堆满了。
徐叔礼忙前忙后，每天都陷入到奏疏地狱中，总算是搬完了奏疏后，他怀念起自己的前同僚黄文彬了。
一想到黄文彬年前启程去澎湖度假，如今应该在澎湖的沙滩上喝着蔗酒享受阳光吧？
又想到自己苦巴巴的整理言官的奏疏，徐叔礼恨不得现在也打报告，调去国子监教书。
就在徐叔礼幻想的时候，突然又有小吏来报，苏泽来递送奏疏了。
徐叔礼记得通政使的教诲，知道苏泽是和重臣一个待遇的，连忙亲自去迎接。
苏泽将奏疏递给热情的徐叔礼，他总觉得这个新任经历官不太机灵的样子，也不知道通政使杨思忠为什么要用他担任亲信。
徐叔礼拿着苏泽的奏疏，快步来到杨思忠的公房。
杨思忠的案头也堆满了奏疏，听说来了苏泽的奏疏，杨思忠立刻放下手里的奏疏，拿起苏泽的奏疏读了起来。
这样日子杨思忠也受够了。
科道怕杨思忠故意迟送奏疏，专门派人在通政司看着，这种态度着实让杨思忠愤恨。
但是杨思忠对此也敢怒不敢言，驻扎其他衙门专门督办某件事情，这也是科道的纠劾权之一。
除了内阁之外，科道可以对任何衙门使用这个权力，通政司自然也不例外。
所以杨思忠也等着苏泽上书，来出这么一口恶气的。
但是杨思忠同样也很好奇，苏泽要从什么角度来辩驳科道。
毕竟科道独享纠劾权，这也是太祖朱元璋制定的祖宗之法，也是大明立朝至今的惯例，甚至要比内阁都要早。
科道言官也因为这项权利，而能“以小制大”，成为大明政治版图上重要的一股势力。
这些年来，虽然苏泽通过“考成法”，拴住了科道“风闻言事”的坏风气，但是也因为考成的要求，让科道言官的战斗力更强。
这次科道攻击报馆，主要打的也是制度牌，没有对罗万化等人进行道德评判。
苏泽想要反驳，就要拆解科道的法理基础才行。
苏泽的奏疏上来就是一个儒家经典。
“古人为政，防人之口，甚于防川。”
“此言堵民言论，犹堵奔流之河，愈塞愈溃，终至决堤之祸。今科道诸臣攻讦《乐府新报》，禁其揭露房山煤矿之弊，实欲垄断言路，壅塞民口。”
“此非徒违圣王之道，更悖儒家大义：议政权者，天赋民权，不可夺也。”
杨思忠皱眉，作为一名士大夫，他自然知道甚于防川的典故。
但是苏泽将上升到议政乃是天赋民权上，是不是有些太过了？
“《尚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天之视听，寄于民心民意。言论即民心之发端，非可垄断。”
“子曰‘知而不言，是为不仁’，报馆详录房山矿难真相，正是践行圣言，使民情上通。”
杨思忠明白自己别扭在哪里了。
儒家典籍中的议政权，一直以来都是士大夫的权力。
但是苏泽这篇文章，却将这份权力扩大到了所有的百姓。
可偏偏结合上“防民之口”这个论述，似乎又有道理。
周厉王就是为了防备国人，才不允许国人议政的，后来果然发生暴动流放了周厉王。
这么说来，议政权又应该是所有大明子民都应该享有的权力。
“防川之训，正警朝廷勿壅言论；天赋议政，则证民言不可禁。”
可如此一来，岂不是报纸上可以随意刊发报道？
苏泽果然也写上了这一点。
苏泽认为，议政乃是天赋之权，但是这个前提是议政是真的讨论事情，而不是传播谣言。
对于捏造谣言，谤议朝廷的，那就不是天赋民权，而是故意中伤朝廷了。
所以苏泽认为，报社有揭露社会真相，报道社会问题的权力。
科道也有监督报社，对报社文章进行核查的权力。
如果真的有报纸刊印不实的消息，伪造消息来谤议朝廷，那科道也可以要求报馆停刊，甚至禁止屡教不改的报馆。
杨思忠皱眉，他总觉得苏泽这份奏疏，反而像是为了“议政权”而上，报馆被科道攻击的事情反倒是成了一个由头。
杨思忠也不知道这份奏疏是好是坏，如今这世道已经足够混乱了，似乎苏泽还觉得不够乱？
算了算了，这件事且由着朝堂诸公去头疼吧，自己不过是一个区区通政使，只要将奏疏按时送上去，自己就完成任务了。
——
果然，苏泽这份奏疏送到内阁，也同样引起了内阁争论。
保障报馆的报道权，内阁其实也是支持的。
《乐府新报》揭露了社会黑暗面，保护了普通百姓，无论是从公还是从个人道德，都是值得鼓励的。
站在阁老这个高度，自然不会为了科道独享纠劾权，而反对报纸刊登这类新闻。
但是苏泽这份奏疏，反而又将问题复杂化了。
所谓言论是天赋民权的说法，等于扩大了原本士人阶层的议政权，这么做自然是“危险”的。
比如张居正就对此有非议。
这么一来，江南的书院中，抨击朝政的读书人，是不是也有自由抨击朝廷的权力了？
《乐府新报》是官报，报道这些新闻，那其他民报也跟着效法，也成立编辑部专门负责社会新闻调查，岂不是让民间报纸也有了类似于科道的权力？
虽然苏泽用“谤议”来作为最后的兜底条款，但是要认定“谤议”在实践上何其难，朝廷最多就是对那些大报的不实谣言进行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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