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刊登了文章，提出了“四民平等”。
苏泽将文章看完，微微叹一口气。
作为一个穿越者，“四民平等”苏泽当然是认同的。
但是这篇文章所讲的四民平等，和后世那种又是不同的。
简单的说，就是在儒学的框架下，又加入了一些佛道的说法，杂糅复古学说，又走向了奇怪的地方。
比如这文章在讨论“四民平等”，但是又歪到了复古体制上，最终竟然要回到自给自足的小民经济，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四民平等。
而文章又对“君”这个问题含糊其辞，也提不出有效的改革措施。
苏泽明白这就是晚明儒学的困境。
儒学发展到了这个时候，很多儒者已经意识到再用四书五经来解释现在遇到的问题，已经是不够了。
儒生无法再从“宗周”这个“政治童话”中寻找解法了，社会发展到现在遇到的问题，也不是念经就能解决的了。
再加上中晚明一系列的社会现状，促使儒者“求变”。
于是诞生一批看起来“离经叛道”的儒生。
但实际上，他们的批判依然在儒学的框架内。
在苏泽看来，这种“求变”其实也是大明精英阶层的一种“自救”。
但是由于整个社会结构没有变化，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也没有变化，这些理论最后都变成了“狂言”。
有些话乍一看还挺先进，但是实际的论述又搞的玄而又玄，也没有联系到真正的底层百姓，本质上不过是读书人的自嗨。
这篇文章的“四民平等”也是如此，虽然听起来先进，但是最后又回到了复古的老一套上。
苏泽并不觉得这篇文章有什么新意，但是申时行说道：
“子霖兄，这文章呼应你的废除贱籍之说，又有五省贤良文学署名，这下陛下要如何看你啊！”
果然在文章的后方，有南直隶、福建、广州、江西和山东五省的贤良文学署名。
申时行说道：
“现有新《君子报》三省联署，如今又有《新乐府报》五省同保，这样下去废除贱籍就成了南北之争了啊！”
罗万化的官场经验还浅，不明白其中的深浅，他问道：
“子霖兄又没有和这些省份的贤良文学串联，陛下应该会信任子霖兄的。”
王锡爵说道：
“这不是陛下信任不信任的问题！”
“自从倭乱后，南北之争日渐激烈，如今子霖兄的奏疏掀起了朝争，就算陛下知道不是子霖兄串联，但是这个责任谁也担不起。”
王锡爵又说道：
“主张废籍的，也是江南呼声最大，而子霖兄是苏州府人。。。”
这下子申时行也听懂了。
事已至此，已经不是皇帝信不信的问题了。
而是你苏泽掀了这么大的争议，朝廷要息事宁人，最后总要拿人开刀。
就如同国初的南北榜案。
录取的都是南方人，这其中完全是主考官刘三吾的过错吗？恐怕也未必。
但是最后结果是刘三吾作为负责人背锅，最后被朱元璋贬去戍边，一直到建文帝继位后才赦免。
苏泽再次掀起南北之争，最终皇帝可能迫于朝野压力惩罚苏泽，弥合南北矛盾。
王锡爵和申时行在官场多年，这种事情自然也见的多了。
解决不了问题，那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千古以来这一招都是屡试不爽的。
罗万化说道：
“可子霖兄要废除匠乐灶籍，也是为了天下苍生啊？”
申时行叹息道：
“南北之争可不是这么容易平息的，如今《新君子报》和《新乐府报》针锋相对，加上在京的贤良文学不断聚会议论，陛下和阁老们恐怕也要坐不住了。”
申时行看向苏泽说道：
“子霖兄，要不你上疏请罪吧？”
罗万化很想告诉两人，苏泽已经写好了文章，要在明日的《乐府新报》上刊登，但是又看到苏泽的眼色，并不准备透漏给申王二人，罗万化将话憋了回去。
这么看来，苏兄应该是早有计划。
看来一切都要在明日灵济宫闭幕的会议上见分晓了。
——
六月五日。
隆庆皇帝梳洗完毕，换上龙袍迟迟不愿意离开寝宫。
皇帝心里很烦。
灵济宫大会开幕的时候，皇帝心情非常好，在百戏会开幕后，他还将演奏《黄河》的民间乐手召入宫中，让乐团在宫内演奏了半天才过瘾。
接下来科道和司礼监分别送上会议的记录，会议整体上还是和谐的，地方上的贤良文学讲述了地方的情况，而朝廷的重臣们也向这些地方的贤良文学解释了朝廷的大政方针。
如果这种气氛能持续到闭幕，那这次灵济宫大会就是一次成功的大会，足以计入大明历史的完美会议。
到那时就在苏泽上疏后，这一切发生了变化。
也不知道哪个科道言官，将苏泽的奏疏泄露出去，刊登在了《新君子报》上。
这封奏疏立刻引起了朝野的巨大议论，然后就是《新乐府报》隔空开始打擂台。
聚集在京师的贤良文学，以及京师的读书人，又在两份报纸的舆论引导下，在京师各地进行了论战。
按照锦衣卫和东厂的报告，如今京师是“物议汹汹”，话题已经从废除贱籍，变成了南北之争上。
事情到了这一步，就不是那么容易收场了。
皇帝一边让缉私御史王任重和沈藻继续缉捕《新君子报》和《新乐府报》这两个地下小报的报馆，一边又下令内阁尽快拿出平息议论的方案来。
可让皇帝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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