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在对外战事上态度强硬，满朝文武都知道他们劝了没用，不到要命的时候也不会再死命的劝。
没办法，皇帝真的能把他们贬到犄角旮旯里度过余生。
至于什麽时候才是要命的时候，目前还有待考论。
王韶在河湟降服一个又一个吐蕃部落，苏景殊在定边军的动静不比河湟小哪儿去，两边相辅相成同步进军，每当有朝臣想建议这边进度太快不稳当的时候那边就能搞出更大的动静。
两边一起弹劾官家不高兴，一次只弹劾一个显得他们好像支持另一个，两个都不弹劾又显得他们一点意见都没有。
朝臣们不敢直接去骚扰皇帝，于是转变策略骚扰两府相公让他们帮忙转述。
两府的相公们：……
他们像傻子吗？
朝会上吵来吵去不耽误官家按他的想法来调整西北的对外政策，西北各州的官员在收复失地时也没拉胯，这几年的战事比前些年多，百姓身上的赋税却没有变多，甚至在灾年的时候还能分出部分钱粮来赈济百姓。
百姓能活下去就不会发生民变，民间没有民变就说明地方官治理有方，边地的地方官治理有方自然而然能吸引外族归附，外族归附时带着人口地盘也不稀奇。
天时地利人和俱在，多好的收复失地的时机，这时候依旧反对收复失地的大臣究竟是何居心？
收复失地又不是开疆拓土，开疆拓土需要找好理由才能行动，收复失地还需要找理由？那不是有能力了立刻就能办的事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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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家自认为是个一碗水端平的好官家，定边军把盐州圈进来顺势升为盐州，河湟那边也不能苛待，于是刚改名没多久的镇洮军也顺势升为熙州。
盐州知州苏景殊，熙州知州王韶。
满朝文武都觉得哪儿不对劲，但是又想不出来到底是哪儿不对劲，于是只能眼睁睁看着宦官带着诏令离开京城。
最新投降的番邦首领要进京接受封赏，边州官员也要趁此机会稳定局面，每次收复失地伴随而来的都是海量的工作。
功劳和工作量呈正相关，边地官员全都痛并快乐着。
定边军刚成立不到一年，下辖两城两寨五堡，各堡寨之间联系不大，就是单纯分散在边地关隘的军事堡寨。
说有联系吧，也没啥联系，说没联系吧，也不是全然没有联系。
苏景殊原本打算全力发展定边城，等定边城发展到一定规模就申请升级为定边县。
有个县城撑着，慢慢的就能将境内其他一城两寨五堡也发展起来。
现在有个现成的州城，之前的计划就要改一改。
虽然定边军和盐州之间隔着座白于山，但是问题不大，从今往後山南山北都归他们，还省得纠结敌人埋伏在山里该怎麽防备。
盐州离灵州直线距离只有三百里，将这块地方彻底掌控在手中比拿下银州还有用。
西夏李继迁攻占灵州後将灵州改为西平府并设为首都，之後李德明迁都兴州改名兴庆府，西平府降为陪都，但地位依旧很高，和兴庆府并称为两京。
西平府到兴庆府只有短短不到两百里路，大宋若是能彻底掌控盐州，西平府还守得住吗？
梁氏的处境越发艰难，若这时小皇帝要亲政，梁太後和梁乙埋拦得住小皇帝吗？别的党项贵族会浑水摸鱼还是唯恐天下不乱的火上浇油？
苏景殊不确定党项贵族会添乱还是齐心合力，他只知道他和沿边其他各州的官员都会给越发混乱的西夏朝堂添柴火。
闹吧闹吧，等境内百姓全跑光了就知道消停了。
诏令抵达定边城第二天，往利氏的首领便带着十几个亲信跟随押伴使进京面圣。
新上任的苏知州也没闲着，使节团刚走他就带人出发前往盐州城一探究竟。
往利氏的族地不在盐州，他们能打下盐州一是人多势衆打盐州个措手不及，二是上一任盐州刺史是他们自己人他们知道该从哪儿打。
往利步跋说盐州穷，往利氏的首领也说盐州穷，一个有盐井盐池还有特産美食的地方再穷又能穷成什麽样？
苏景殊去过的地方不少，也知道官员不干人事治下百姓能凄惨成什麽样。
他刚到定边城的时候定边城还是一片废墟，周边的堡寨除了驻军就是士兵家眷，逢年过节才能见着个挑着扁担的货郎，连将士带家眷都只能维持温饱水平。
不过这还算是好的，至少从上到下都穷，没有蛀虫在百姓吃糠咽菜的时候吃的满嘴油。
早几年的登州才是真的穷。
话说话来，盐州的情况和当年的登州还真有点像。
登州可以煮盐采矿，百姓因为官员不做人吃不起盐还买不起粮，空有大量资源最终却都进了贪官的腰包。
盐州的盐业资源比登州还丰富，可惜资源带来的财富也都进了上头大贵族的腰包，起早贪黑干活的百姓连勉强维持温饱都做不到。
盐州和定边军只隔了一座白于山，翻过山立刻就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残破沧桑。
山南山北气候不一样，山南在建渠引水後能开垦出大片良田，种田种树种什麽都行，山北与山相连的却是大片的滩地草原。
越往北走植被越少，中原已经是春风拂面，西北还是满眼风沙。
盐州城说是州城，看上去却还不如西北边州的县城有人气儿。
不过想想党项大部分百姓都还是传统的游牧生活，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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