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然而，在经过好几天的努力之后——其间我本人亦曾竭尽所能给以协助——爵爷都寻觅不到布雷曼先生家人的任何行踪。看来，他已经有挺长一段时间无家可归、妻离子散了。
我相信，即使没有这个不幸的消息，达林顿勋爵也会开始他日后的那些作为的；他那唯愿终结不义与苦难的渴望就深深地根植于他的本性中，他是不可能改弦更张的。事实上，布雷曼先生死后不过几个礼拜，爵爷就开始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致力于解决德国的危机。众多政府的权贵与社会上的名流都成为府里的常客——我记得，这其中就包括了丹尼尔斯勋爵、约翰·梅纳德·凯恩斯[2]先生和H·G·威尔斯[3]先生，那位著名的作家，以及其他很多“不宜公开”的人士，在此我也就姑隐其名了——这些来宾经常和爵爷一连好几个钟头闭门密商。
有些来宾事实上是绝对“不宜公开”的，我得到指示要确保不能让仆佣们得悉他们的身份，有时甚至都不能让人看到他们。不过——我可以自豪而又感激地说一句——达林顿勋爵从来都未曾试图避过我的耳目；我还记得有好几次，某位大人物一句话说到一半就停下来，警惕地瞥上我一眼，而爵爷无一例外地都会保证说：“哦，但说无妨。在史蒂文斯面前您什么话都可以讲，这一点我可以向您保证。”
于是，在布雷曼先生去世后的大约两年间，在爵爷与那段时间已成为其最亲密盟友的大卫·卡迪纳尔爵士的不懈努力下，已成功地聚集起一个由重要人士组成的广泛联盟，其共同的信念是德国的现状已经不能再这样持续下去了。这其中不但有英国人和德国人，还有比利时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和瑞士人；他们的身份则是高级外交官和政要、杰出的神职人员、退役的军方士绅、作家与思想家。其中的有些绅士是因为跟爵爷的见解一致，深切地感觉到在凡尔赛签订的和约远非光明磊落，为了一场已经结束了的战争而继续惩罚一个战败国是不道德的行径[4]。其他人显然对于德国或是她的子民并不这么关心，但他们认为该国的经济乱象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