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人？”罗门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他的身份证号和户口不都是长沙的吗？”
“我找小胖确认过，确实是长沙户口和身份证。”
浩南继续告诉罗门，但是小胖也说了，国家对身份证和户口的管理，在90年代后期才逐渐完善和严格起来，包括应用现在习以为常的防伪技术和规范管理。如果黎万钟离开澧县的时间比较久远，在那个年代，要重新伪造长沙人的身份也不是完全没可能。
“那得多久远？”罗门打了个大哈欠。
“黎万钟1965年出生，林队说他在澧县当过一段时间的英语老师，那时他至少也得有20多岁了，1985年往后几年可能都还在？另外小胖说，他结过三次婚，第一次是和一个姓金的女人1992年在长沙领的证，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是长沙的身份证和户口了。”
1992年，是27岁的黎万钟在长沙结婚的那一年，也是14岁的崔远父母双亡、离家出走的那一年。
罗门问浩南还记不记得搅拌站守门人的话与乔先贵笔录的矛盾。
出于某种原因，原本打算北上去往河南嵩山少林寺的崔远和养母崔静莲竟然在长沙相遇。尽管有翔实的物证表明两人在长沙是偶遇，但罗门和浩南都觉得，那很可能是精心制订好的计划，故意拿给乔先贵看的。
“这个时间点……黎万钟为什么从澧县去了长沙？又为什么要改自己的户口和身份证号码？”罗门觉得太巧了。
他一边思考，一边缩回被子里，忽然又掀开被子看着浩南。
浩南问他怎么了。
他有些激动地告诉浩南，刚才忽然想到一种可能性。
“乔先贵的笔录中，崔远的养母是因为丈夫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去了长沙才想着去长沙的吧？会不会黎万钟，就是崔远养母的前夫啊？”
浩南倒是没有太惊讶，说他早想过这个可能性。
“按照小胖的记录，黎万钟伪造了长沙身份，那么婚姻关系也不是没有编造的可能。1992年，他用长沙身份证第一次结婚，但实际上他很可能在澧县已经用旧的身份信息结过一次婚了，你是这个意思吧？”
罗门看着他的眼睛说没错。
“但是刚才澧县公安局给我回消息了，”浩南举起手机给罗门看，“据他们查到的资料，崔静莲的前夫并不是黎万钟，而是一个叫高致远的男人。”
罗门张了张嘴，欲言又止。
“你是不是又要问，高致远会不会是黎万钟以前在澧县时用的名字？”浩南看穿了他的想法。
他很遗憾地告诉罗门，应该也没有这个可能。澧县公安局查过了，这边的档案里既有黎万钟，也有高致远的信息。他们90年代好像都在澧县当过老师，不过不是在同一所学校。
罗门坐在床边挠挠头，又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
浩南也有些惆怅，说澧县公安局表示，这边资料很少，就这么一点。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距今太过久远了，想查一个人很难。
“不管怎样，如果他的那些过往和现在的案子有强关联，关键还是得从崔静莲下手。”罗门闭上眼，有些慵懒但又很肯定地说。
浩南有点不太理解，问为什么。
“时间错位了。”罗门说。
“我们假设那段时间黎万钟就在澧县的县城活动，直到1992年才去往长沙，”他进一步解释，“而崔远直到1992年遇到崔静莲之前，一直都是以周启森的农村娃身份生活在临澧县农村，所以不大可能会有什么直接接触。”
“嗯？”
浩南仔细想了想，才明白过来他的意思。虽然黎万钟和崔远都在“澧县”这个空间里活动过，但是从时间上推算，他们彼此的人生几乎正好错开，应该不存在直接的恩怨。
如果有交集与恩怨，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因为崔静莲了。她满足与黎万钟相互接触的条件，又是崔远此后在澧县最为亲近的人。她最有可能导致了两人后来的接触。
“崔静莲是怎么去世的？”罗门轻轻问了一句。
“一场车祸。”
1998年负责处理那起事故的罗警官，如今已经调到了县检察院工作。在澧县公安局的帮助下，罗门和浩南还是找到了他。
“那次出警，我印象比较深刻，是一起有点复杂的车祸。”
根据罗检察官的描述，1998年，大洪水退去后一两个月，崔静莲带着她的儿子崔远在街边行走时，在丁公桥附近被一辆速度极快的摩托车给撞死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摩托车手肇事逃逸，除此之外案子全是疑点。
因为丁公桥是当时澧县较为繁华的县城中心地段，那起车祸目击者众多。有几个目击者声称，崔静莲是自己朝摩托车冲过去的，也有人说不是，那摩托车开得快又东倒西歪，肯定是车手喝了酒，分歧挺大。
“后来我们得知，崔静莲的精神状态一直不是特别稳定。到底是车撞人还是人往车上撞？说不清楚。”
找到肇事摩托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好在案发第二天，肇事者就主动投案自首了。
来者是一位50多岁的男人，名叫张广生，家住新河那边。他承认自己前一天下午喝了酒出去买鱼饲料，回家的路上在丁公桥撞了人，因为害怕就逃走了。他称自己回家后非常后悔，考虑了一晚上，决定还是前来自首。
然而问题在于，这个自首的人和现场目击者的描述有些微出入。他体型偏胖，而目击者大都说肇事者看上去偏瘦；他年纪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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